论我国环保NGO对制度环境的诉求

我国环保NGO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这三者均对环保NGO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对制度环境的诉求不仅是环保NGO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生态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党、立法机关和政府对此均负有相应的责任,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完善环保NGO乃至整个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     

市民社会下的公众环保——两者关联及中国语境

当今意义上的公众环保，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出的特征，总是离不开环保NGO的领导，并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展开。它们一方面监督政府环境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为政府环境政策的实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些特征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相关联。     

试论环保NGO的发展方向

环保NGO就是各种各样以环境保护为目标、以环境保护为号召的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等特点。几乎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都有许多环保NGO,他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程度的标志。我国的环保NGO从创建到现在的历史不过十多年时间,与西方发展较成熟的环保NGO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改进。仅从社会认同、策略联盟、能力建设方面分析我国环保NGO的发展方向。     

消费政治思想的话语叙事研究述略

消费政治并非是一个隐设议题,其内嵌显著的政治因素。民众通过消费间接参与政治,表达其政治态度,以此影响政府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决策,并借助市场与政府形成政治互动,最大化实现消费层面的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由此建构了消费者民众和政治消费主义的概念。现阶段,一是要对民众和消费者这两种身份进行区分,二是将对政治消费主义的本土化研究与我国消费治理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     

从行政理论视角看环保公众参与

在行政学视野中,环保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民主、环境行政法治和环境行政发展的要求;环保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公众监督政府和避免政府失灵,有利于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为了促进环保公众参与,需要拓宽和畅通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和健全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大力推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我国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视角

约翰·W·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提供了有力视角,以此考察我国环保NGO在政策议程中的参与,参与内容集中在问题源流中的“焦点”和政策源流中的“软化”,参与方式以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间接参与为主,多源流多要素参与及制度化参与不足。改善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的途径包括：在问题源流中形成政策问题触发机制;在政策源流中形成政策方案开发机制;在政治源流中形成政策软化机制;在三大源流的汇合中形成协调合作机制。     

环保NGO的政策倡议行为模式分析——以“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为例

"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中的环保NGO政策倡议界分为社会动员模式和倡议联盟模式。社会动员模式随环保NGO在政策倡议议程的设立过程而产生、演化和发展,媒体公开报道、民间空气检测、PM 2.5数值公开阐释了环保NGO社会动员模式的基础、方式和影响力。倡议联盟模式的构建是环保NGO政策倡议行为得以实践的重要推动力,环保NGO和媒体之间形成"紧密型"联盟,环保NGO之间则形成"松散型"联盟。从环保倡导者嬗变为环保政策倡导者,环保NGO的政策倡议行动需要能力建设和理性规范。     

网络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双面效应及其应对

研究了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的参与主体、自由的参与空间、低成本的参与手段、虚拟的参与身份等特点，指出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扩大政治参与规模、提高网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和促进政府工作的廉洁高效是其积极方面；政治参与的信息不可靠、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和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其消极方面。因此，要从参与机制、参与者素质、参与文化和政府作用等方面来完善和推动我国的网络化政治参与。     

水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水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江苏省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组织、环保NGO组织和个体自发公众参与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分析阻滞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水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为水资源保护尽绵薄之力.     

中国自下而上型环保NGO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中国自下而上型环保NGO作为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我国创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我国自下而上型环保NGO发展的现状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进而提出了应对措施。     

NGO参与社会治理：适应、困境和出路——以L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

汶川大地震中形色不一的NGO积极行动,为研究NGO参与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NGO与政府合作开展灾害治理,在互动过程中相互适应,同时NGO在此过程中也会面临多重困境。以L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在分析L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适应关系基础上,着重分析了L组织参与重建时面临的信任困境、理念困境、诉求困境、管理困境和适应性困境,在此基础上运用合作主义理论探讨了NGO在参与社会治理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构造。     

高校环保NGO发展现状及阻滞因素分析

近年来,高校环保NGO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环境保护领域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基于对西安市高校环保NGO的实地调查,"窥一斑而知全豹",阐述我国高校环保NGO的现状,指出学生流动性强、资金缺乏、学生环保知识缺乏、管理体制不完善等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营造高校环保NGO良好的发展环境、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加强与外界合作与交流等方面来促进高校环保NGO的发展.     

浅析公民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

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融入有效的公民参与,消解公民参与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是巩固政治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困境,从而提出扩大公民参与的路径：健全完善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我国政府利用NGO开发式扶贫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政府利用NGO参与扶贫问题的研究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展开。政府利用NGO参与扶贫开发,在地位与机制、模式与途径、意义与效用等方面各有特点,政府利用NG0推进开发式扶贫是一种共赢的发展之举,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NGO自身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NGO公共服务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就是做好公共服务。NGO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政府是影响NGO整体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要为NGO提供健全的政策法规制度,注意提高NGO从业人员的政治地位,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不同组织之间,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和谐的社会态势。NGO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注意适应社会的需求以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公众支持。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三方利益调节机制的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过程。这种多元政治过程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密不可分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也促进了NGO的发展，其正在替代日益削弱的单位制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功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调节机制，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应该是国家（政府）、市场和NGO三方调节机制。在中国语境中，也可以称之为法团主义加市场机制的利益调节机制。     

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

指出政治文化规范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演化路径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制度化参与虚置与非制度化参与激增的困境中;这一方面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运行效能,另一方面,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创新的视角,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生长的物质、制度、组织、社会及农民工内生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论环保NGO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以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为背景

在我国现行法并未明确规定环保NGO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背景下,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是通过地方司法机关实践的方式确认的。环保NGO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优原告,环保NGO环境公益诉讼最优原告主体资格应获得相应的立法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获取策略研究

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重要的伙伴是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进入乡村的社会组织要嵌入地方权力与社会结构并有效发挥影响需要获得合法性认同。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考察,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主要有规制合法性、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JP2]以认知合法性获取最为重要也难度最大。社会组织需要综合采取适应型策略、选择型策略、操控型策略来获取合法性认同,未来合法性获取仍面临制度和能力挑战。因此,政府要从主体价值认可的角度给予社会组织合法性获取更多的支持,社会组织则要将合法性获取策略和治理行动策略有机结合,重塑行动路径。[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