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展的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农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到取消农业税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虽略有变迁,但在本质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新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日趋合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并不完全吻合,因此需要从决策机制、供给体制及其法制化方面完善和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公共产品供给与新农村建设: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建设新农村是继家庭承包经营制和免除农业税之后推动农村发展的新举措。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建立一个分析新农村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主要是解决满足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农村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和农村基本制度体系。作者指出,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中间组织发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加快农村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等措施,逐步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来实现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直到取消农业税之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虽略有变迁,但在本质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新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日趋合理,但仍有不少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不完全吻合。文章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刻蕴涵并以其精神实质为导向,从决策机制、供给体制及其法制化方面提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发展的构想。     

新时期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分析

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即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而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突破口就在于落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本文从对公共物品及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入手,进而分析现行体制下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主要分析了以制度外财政为主的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针对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供给主体责任不清,相关的财政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供给决策上需求导向性缺失等。最后提出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制度创新路径。     

关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现实困境的探讨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部分,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有效供给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却面临着主体利益多元化、农村社会空心化和农村社会资本不断消解三大现实挑战。本文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农村社会空心化和农村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出发,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公共品短缺、规则松弛与农民负担反弹——湖南省山脚下村调查

本文通过对面临公共品短缺的湖南省山脚下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大规模集资导致农民负担反弹现象进行调查与分析,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破除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造成的现实困惑,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配套体制,为村干部在规则松弛下的自利性偏好提供了新的谋利机会,从而使新农村建设蜕变为干部"开票"而由村民"买单"的新游戏。重构以保障和扩展农民权利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成为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任务和现实课题。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多中心理论视角的分析

实现农村公共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而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存在着结构失衡和效率低下的困境,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公共物品治理的多中心理论,分析、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其合理选择是构建农村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体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症结。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是由旧公共财政资源短缺、供给主体单一、农民偏好非理性等原因形成的。政府应该通过完善目前的资金供给机制、产品供给机制和全方位的供给主体结构等措施,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从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优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效率不断得到改善,但是当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作用的发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公共产品二元供给结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优化供给结构;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民主决策机制;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从而建立起能够统筹城乡发展、缩减城乡差距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主体趋势探析

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供给主体出现了低效率和无效率,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当多元化。因而,探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已成为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必然趋势。在新农村建设中改变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劣势,积极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良好的政策措施。     

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巨大的空间。发展生产,提升农村经济水准,增加农民收入,都需要农村金融的强力支持。但农村金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农村金融的构成,构建科学、合理、分工明确的农村金融格局,以适应农村综合改革的形势;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培育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发展和完善涉农保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农村发展

发展和建设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应遵循合作社原则,坚持"姓农"的方向,依法进行内部管理,才会使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客观、具体地分析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农村变革的正、负效应,继承其积极因素,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具有不同层次的农业文化;新农村建设要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推动农村走上文明发展之路;还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科技的引进和开发力度,走科技兴农道路;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制度创新,组织生活在各地的"村里人"捐资、捐劳,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期城市反哺乡村的有效方式,突出"农"字,建立社区参与制度,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国家和社会”框架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以江苏省A 县L 镇为例

文章在“国家和农村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项目的形式加大教育投入,县级政府在统筹县域乡村基础教育资金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出现了偏差,乡村社会遭遇“被调整”加速衰败.导致县级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有“被城市化绑架”和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     

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是影响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事件,基于对近30年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兴起的制度根源和约束条件的分析,本文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对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全要素合作和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制度补贴的概念,论文最后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进行了展望。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论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村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我国农村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农户的"原子化"状态、农户"寻求获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整体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基础上,针对问题,以新发展观作为价值理念,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整合农村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目标,整体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有序推进体制改革的路径.     

农村基层自治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基层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由国家法律认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一项重要基层政治制度,在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方面有重大价值。但是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村基层自治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塑造农村基层自治的合格政治主体、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而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又都只有通过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得到实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乡资源有机循环与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能有效应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促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目前乡村振兴进程中依然面临多重问题.以费孝通的小城镇思想为参照,认为中国社会转型中乡村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为资源不对称流动、人力资本不足与社会资本缺乏,并针对上述原因进行了剖析.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要构建城乡要素、人才、社会资本以及小城镇为纽带的城乡资源流动和发展机制,促进城乡资源有机循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