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士绅与巴渠民俗婚礼文化的传承

巴渠民俗婚礼文化是发源于四川巴中县和渠县一带的传统民俗婚礼文化,这一传统婚礼文化从西周延续至今,巴渠乡村文化精英——士绅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声望,巩固自己在乡村的社会地位,巴渠士绅利用良好的教育、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等文化资源,主动肩负起传承巴渠民俗婚礼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职责,维护了巴渠乡村的文化秩序,促进了巴渠民俗婚礼文化在传承中延续和发展。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型"大国,传统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古代时期,"生存型"社会决定了生活化的乡村教育、官学无力导致私学的兴起、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做出积极贡献,追求功名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近代时期,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现代时期,人民公社制推动了生产劳动式的乡村教育、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启民智、兴新学：士绅与常熟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以丁祖荫为例

传统时代常熟教育发达，号称“人文渊薮”。近代以来，在较早开埠的上海、苏州等城市影响下，常熟传统教育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清末民初以来，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积极创建新式学堂、关注女性教育、推广私塾改良，藉此而开启民智普及新式教育。在近代常熟教育乃至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乡民抵制新学原因初探

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行新学教育，然而这种靠政府强力推行的新教育在乡村社会发展却举步维艰，与传统的私塾教育相比处于弱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新教育不为广大乡民所接受，乡民抵制新学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文化竞争的角度剖析这些原因，无疑对我们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教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流到新式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中国社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陕西贡院位于陕西西安,实为陕甘乡试考场,故也称＂陕甘贡院＂。明清时期来这里参加乡试的考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的书生,最多时有近万人。陕西贡院遂成为西北地区广大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集中地,造就了西安作为西北文教枢纽的历史地位,体现并发挥了重要的科举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折射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学校教育的极端落后。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与少数民族报纸副刊

随着社会的转型、受众心理的变化、媒介环境的变迁以及媒体间白热化竞争,报纸副刊在不断探索中,已逐步由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文艺副刊,发展为内涵和外延都更丰富的"大副刊"。"五四"时期新闻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副刊的革新。这一时期我国报纸副刊突破其文化休闲性质而成为宣传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阵地。少数民族报纸副刊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的优良传统和办刊精神,发挥了大众文化论坛和进步文化运动组织者的功能。在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报纸副刊更加突出其政策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性,在促进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共创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伦理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及其实现——基于L县文化教育中心的考察分析

从伦理关怀维度看,社会和谐首先应该是伦理文化的和谐,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伦理关怀和道德教育.因农村本土伦理文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流失严重,而“下乡”的国家文化又缺乏有效的伦理整合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伦理文化关怀.本研究以一民间文化组织利用儒学、佛学伦理在一镇域内开展传统伦理教育和从事“和谐示范区”建设的活动为例,揭示传统伦理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教育价值.     

传统乡村士绅的“嬗变”与“疏离”——以辛亥前后江浙地区的“毁学”事件为例

20世纪初,科举废除使新学教育在全国获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教育冲突日益激烈。清末十年,“毁学”事件在江浙各地乡村屡屡发生,几有遍及全国之势。作为地方精英新旧矛盾激化的产物,辛亥前后“毁学”事件既严重阻碍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普及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嬗变过程,使其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并最终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袁世凯是近代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清末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倡导新式学校教育,建立了地方教育体制,凭其社会地位为清末教育脱离旧的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