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和平天使——论昭君亲属与汉匈关系

昭君出塞和亲,播下了和平友好的种子。不仅自己为汉匈关系的友好贡献了力量,而且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亲属继续为汉匈友好事业积极奔走。自公元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里,大都是由昭君的亲属完成着匈奴和西汉、莽新、更始、东汉的交涉与来往的使命。这充分说明昭君亲属在汉匈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外,中原农业文明的发达、和亲政策的实施、汉匈两族的互迁,尤其是民间交往密切并自愿融合,是匈奴汉化的主要原因.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满蒙联姻与汉唐和亲之比较

和亲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汉至清,史不绝书。从汉高祖刘邦采纳刘(娄)敬的建议,首倡汉匈和亲以来,中经唐蕃和亲,到清代的满蒙联姻便发展成为一种较为系统完善、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汉、唐、清三朝因历史条件不同,和亲的内容、程度、目的和成效,也还有很大的差异。一、汉唐时两国之间的和亲与清朝君臣之间的联姻清代的蒙古是清朝封建统一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代的匈奴、乌孙,唐代的吐蕃、回纥、突厥、吐谷浑、奚、契丹等和蒙古不同,这些民族在今天虽是我国境内的兄弟民族,或者已     

西汉与匈奴前后期和亲之比较

西汉与匈奴前、后期和亲有诸多不同：就和亲的形势与主动权看，前期是“汉弱胡强”，主动权在匈奴手中，后期则是“汉强胡弱”，主动权在汉方；就单于的作用看，前期不仅没有对和亲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破坏和亲，挑起战争，后期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和亲的性质看，前期不是和平友好性质的，后期则是和平友好性质的；就和亲的意义与影响看，后期比前期对汉、匈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试论地缘条件对汉匈关系发展的影响

汉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政治现象,双方强弱位置的转换与两汉时期的政治地理条件关系密切.研究发现汉匈双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双方综合实力形成有重大意义;阴山、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的得失限制了匈奴势力的发展;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则使汉政权获得了战略优势.?＃     

试论中行说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行说是西汉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颇受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器重.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匈奴之强因其风俗,抗礼汉庭、反对民族歧视,以汉之长补匈奴之短等观点,其民族关系思想以反对汉化为主要特征.中行说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汉朝对中行说的排挤有关,也与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支持有关.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虽然立足于匈奴的现实,但也片面夸大了汉朝文化的作用以及汉与匈奴的对立,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盐铁会议汉匈战和之争若干问题发微

盐铁会议对汉匈战和进行深入、全面辩论。桑弘羊运用“大九州说”为据主战,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的地缘政治观;桑弘羊行刺单于说,开西汉后期行刺四夷首领平叛之先。文学不重视边地,反映其统一意识的滞后;担心统军将帅借攻匈奴分裂,又体现其统一意识的进步。贤良、文学三十八年后重启和亲主张,成为汉匈关系由战而和的转折点。     

蒙古考古调查简记

1986年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匈奴遗存考古分队考察了扎勒泰沙漠地区的古匈奴墓葬群(公元3世纪—公元2世纪),同时还调查了16—17世纪封建割据时期的蒙古人墓葬,发现了一些其主要历史时期的遗存,并对大量的墓址和岩画作了记录。通过对墓葬的发掘,发现了劳动工具、武器、日常用具等遗物,同时发现的还有古人类学的材料,它们对于研究各个地区的民族起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古代墓葬与和亲文化

体现人们身份、地位的古代墓葬,传递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一些信息。承载着和亲文化的诸多墓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无论是出土的古代墓葬,还是文献记载、实地调查的古代墓葬,都为和亲及和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古代墓葬所承载的和亲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分布范围广,二是多元聚合性,三是开放包容性,四是传承与创新性。通过对体现和亲文化的古代墓葬的初步梳理和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及反对汉与匈奴和亲等三部分所构成。桑弘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汉朝认真对付匈奴的原因及方略,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是否应把施政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这一重要问题,从汉与匈奴和亲不可能达到双方修好的目标、汉与匈奴和亲有损汉朝皇帝的颜面两个方面阐述坚决反对和亲的理由。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又受前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还与当时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和民族关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虽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对西汉王朝民族政策有着较大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桑弘羊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惨死,但当世和后世之人却给予他积极评价。     

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

王昭君是汉民族著名的和亲使者,她同匈奴两代单于和睦相亲,平息了汉与匈奴两个朝廷多年的战争,保证了边境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自元以后,"立功的昭君"这一文化形象逐渐为中华民族所接受。     

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略论我国阿尔泰、天山北部与东部的塞人——匈奴文化

曾一度在敦煌游牧,后又在伊犁等地立国的塞种人及其文化和与它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在文化上有许多一致方面的匈奴文化,是中亚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我国西域早期文化的重大研究课题和许多国际学者孜孜以求的专攻目标。本世纪50年代末,苏联学者在其境内的伊犁河谷右岸挖掘了两座较大的塞人墓葬。1983年,在新亚伊犁河谷亦出土了一批具有塞人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与赤铜器。这两个同一流域,同一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存,已引起我国及国际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