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修斯的线索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忒修斯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杀死了牛怪，也必定被困死在牛怪藏身的迷宫之中。幸而，他得到了一位公主的指点：拿着一个线团，在进入迷宫时放出长长的线。终于。忒修斯在杀死牛怪之后循着这根长长的线走出了牛怪精心设计的迷宫。从忒修斯的故事可以联想到，人们在知识的迷宫里找到一个出口，也许需要的只是一条小小的线索，而这个线索又往往是可以制造和发现的。     

三个船喻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启示

文章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提修斯之船”“纽拉特-奎因之船”“毛泽东之船”这三个隐喻的含义及其在生命文化学研究中的作用。就本体论而言，“提修斯之船”这个比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关注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文化的连续与断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四个问题。就认识论而言，“纽拉特-奎因之船”这个隐喻要求在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注意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就方法论而言，“毛泽东之船”这个隐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的能力水平相适应。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     

“云景观”思想实验及其社会本体论运用

社会本体论是当代形而上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前沿领域之一，围绕社会实体的物质构成与物质组合论题，“云景观”的一系列思想实验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并由此形成了两条进路：一是分体论分析，它关注事物的组合是否受到某种限制；二是同一性分析，它关注时空偶合对象是否存在某种同一性标准。然而，基于分体论同一性的主流立场难以回应来自“构成无需组合”以及“构成并非同一性”这两个原则的挑战。分体论同一性的两个方面都假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因此关于云的稳健实在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相对类别同一性”概念，为此需要引入“可能世界”的概念。借助爱泼斯坦社会本体论中的“锚定-奠基”模型、巴恩斯的“本体论涌现”以及达斯古普塔的一般主义等理论资源，能够克服主流立场背后预设的还原论和个体主义倾向。由此观之，对“云景观”的这一探索路径不仅适用于诸如云这样的自然种类，而且能有力地刻画社会事实和社会群体的本体论特征。同时，社会事实和社会群体的“云景观”思想实验还必须基于对分体论同一性论题的拒斥。     

形式规则还是心理模型——演绎推理过程中两种判断标准的比较研究

演绎推理是人类独有的高级认知活动。然而心理学家对于人们是如何进行推理的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推理是依赖于形式规则进行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推理是依赖于心理模型的语义过程。对这两种判断标准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心理模型理论在如下三个方面优于形式规则理论：一是心理模型理论比形式规则理论适用的范围更广；二是心理模型理论对无效判断更为关注；三是心理模型理论关注系统错误。     

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主脉梳评

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出于建构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生活秩序之目的，在哲学上，他们将和谐观念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在深入研究和谐得以构成的机理时，他们先是将此机理归结为不同因素量的某种合理比例，并从本体意义上将这一机理概括为差异和对立。后因滑入单纯的各种量之比例数组的研究，他们又进一步将本体抽象简化为“数”。虽从他们的宇宙生成说暴露出他们真正认可的万事万物之终极本原，是一种与当时流行的太阳神崇拜相联系并被他们赋予能动神圣性的“火”（或“热”），出现了与“数之本体说”的矛盾，但通过把神圣之“火”宣布为“数化”的“一元”，又恢复了直接作为“和谐论”基础的“数之本体论”的地位。     

王阳明的心学与美学合论

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是实践道德论，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的学说；他从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伦理学的道德论出发，建立起了包括本体论、修养论、事功论、知行论、人性论，乃至文化的人格美学思想的统一体系。‘心学’是以‘心’为基本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此学肇端于三王（尧、舜、禹）‘十六字心传’；接受孟子及禅学的影响；大兴于宋、明；以宋·陆象山、明·王阳明为其代表。王阳明‘心学’的特色是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以心为一身之主宰：“众理众德皆摄归于心；做人、立身、处事的工夫，当求诸心。”所以他说：“圣人之学，…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     

王祎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

王祎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将这一理论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尽管仍存在对历史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矛盾，但是王祎的正统论，还是对明初的史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王夫之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王夫之对古代易学历经四十年的潜心精研，建立了自己的易学。首先指出天的本质是太和清刚之气，把天概括为产生万物的理气的统一体，批驳了“天一理”说。在论述天地化生万物时，阐发了“乾坤并建”说，视“独乾”为异端，批判了老子和邵雍的天地有始说。王夫之把太极改造为极大至上的物质范畴，提出天地为宇宙的本体、万物是本体产生的作用、体用同时俱生的思想。王夫之的道器论，既指“道者器之道”，规律或准则是事物的规律或准则；又指“道”是万物的本体或普遍规律，批判了道器割裂的唯心主义道器论。王夫之揭示天地万物变化的根源在于“二端”，由于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生生无穷。     

《论语》释名辨正及《学而篇》校释考异

古今《论语》释名之分歧主要在“论”字上，对“论”的解释达八种之多，其中唯章太炎的“论”作“仑”说合乎历史实际。古今对《学而篇》的校勘、解释亦不乏分歧，故略作考察辨正：对“学而”章应作整体性、连贯性解释；“为仁之本与”之“仁”作“人”；“传不习乎”之“传”的本字为“专”；“贤贤易色”句意即“贤贤”“修然”；“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句意即君子忠信，不与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     

浅论黑格尔的自然美论

谢林绝对同一性的思想，客观上使自然理论获得了新生的空间。黑格尔承接其后，客观上也建构了自己独特的自然美理论。然而，他在主观上是抑制自然美的，但即便如此，黑格尔在论证上却无法“除开自然美”，并主动将之融入美的定义，最终使之成为其美学系统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环节。黑格尔自然美论的缺陷在于：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混同、等级论的漏洞和形式研究的矛盾。     

同源、相似与差异：审美与德性的关系辨析

纵观西方美学史，不难发现这样一条“德性美学”的理路，即将美学与伦理学看成是“同一性”的关系——柏拉图认为美植根于善的生活，由最高的理念统摄；阿奎那则阐明美与善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康德提倡美是道德的象征；而早期维特根斯坦则激进地表明美学和伦理学是一回事。通过对这一理路的梳理，发现这种“同一论”意蕴丰富，并非形式或逻辑上的同一关系，而实是同源与相似性的关系。笔者进一步从意义论的视域论证二者的同源与相似性，并承认其差异性，以便为非道德的艺术与不道德的艺术留出地盘。     

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理论─—兼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轨迹

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时代主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大课题。从两宋以来，中国先后有六次痛失完成社会变革、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今天正是一个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大机遇。“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带领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化起步的三位历史巨人。“三民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改造论和建设论）”，是指引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三面主要理论旗帜。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也有毛泽东的奠基之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思维高度回答了三大课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体制现代化目标问题；中国现代化主体确立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