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天为大:孔子天命观试论

孔子的天命观,部分地继承了殷商和西周时期传统的主宰性、人格化的“天”及“天命观”的思想,同时又给予其以合理性转化,使之更加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张扬了人文精神;孔子还认为,人可以通过在人事努力和人生体验的前提下上知天命,但又并非人人能上知天命,为天命的超越性预留了空间,从而使自己的天命观含有浓厚的宗教性韵味。     

孔子天命观的后现代诠释

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借鉴中西思想,吸纳了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以儒家典籍为根本,通过对孔子所讲的"天"、"命"、"天命"的考证,提出了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感悟路径、由"知天命"到"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及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     

关于对孔子思想评价问题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等，许多学者对孔子都有不同的评价。本文主要从几本主要哲学史著作中，谈谈任继愈、冯友兰、吕振羽、范文澜、杨荣国等人，对孔子关于阶级立场、礼和正名、克己复礼为仁和天命观等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使我们对孔子的思想能有更深刻、完整的认识。     

儒家传统养生思想及其对体育价值观的影响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养生思想是其基本学说的折射。在阐述养生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论述孔子的"天命观"、荀子的"制天命"及董仲舒的"循天之道"的养生思想,探讨儒家传统养生思想的价值及其对体育价值观的影响,指出全面理解儒家传统养生思想,并吸纳西方体育价值观"竞争、超越"的价值取向,才是现代体育价值观的发展方向。     

孔子天命观的伦理学取向

责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关怀,借鉴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研究,感悟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路径、由＂知天命＂-＂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此洞见孔子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承担＂天命＂的永恒责任。     

继殷与从周:威仪修养视域下的孔子身世与心路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最深内核，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高追求的一体两面。落实于个人修养，这“一体两面”又可具身化为外表的“容仪”与内心的“爱人”，合而言之即春秋君子所普遍追求的“威仪”人格。可以说正是因为继承与提升了前代君子的“威仪观”，才成就了孔子的思想与人格。而拥有儒家乃至中华文明至高人格象征的孔子却明言自己并非生而为圣，他经历过贫穷、卑贱的童年，也有过迷狂于族群主义的青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中年，这些都是他生命境界提升之路上不可逃避的局限与障碍，他都一一克服。在“五十而知天命”的蜕变之后，他同时兼具的“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的两种身份最终达成和解；在此基础上，他以身作则，完美地使殷、周两种文明相互交融。不仅如此，他还在关乎人的本质层面，在紧紧把握“三代”文明最深脉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不可与鸟兽群”“九夷可以为君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识。总之，从“威仪”视域出发，不仅可以鲜活地还原孔子的生命历程，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更能从其人类情怀与“天下”的意识中，隐约看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视野中,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被除魅化的过程,其结果是遗失了孔子思想的真意,为了客观把握孔子天命观的本来意蕴,依据《论语》中天的功能和孔子本人对于天命的情感态度,可将孔子的天定位为宇宙的主宰者。为进一步判定孔子天命观的超越形态,对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进行辨析,孔子的超越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心学化的内在超越存在差异,孔子的超越形态是中道的超越。这一超越观在战国中期以后被逐渐遗失,但它的重新发掘对于我们客观把握孔子之超越精神以及重建当代国人的终极关怀均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的人性世界述论

孔子人性学说要么只传授于颜回,要么没有传授于任何弟子,造成其人性学说的失传.孔子论性,仅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语,不过,通观《论语》可知,孔子认为人性本质上是人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属性,是人的共性;孔子认为人性的内容客观上虽为物欲、食色,但是,其主观上希望其为仁、德;从孔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来看,人性的根据在于天、天道;由于孔子未有明言人性的内容,在人性内容方面的不确定性,造成其未能明言人性的价值指向.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刍议

孔子的北辰之譬是在先秦人的北极崇拜和崇信天命的心理大环境下提出的。北极崇拜心理使孔子将受命于天的国君同执掌中天的北极星神联系在一起,其“政”、“德”亦一定程度地富有原始天命观的意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产生同孔子的天命意识有一定联系。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扬雄教育思想发微

扬雄,西汉大儒,一生著作颇丰。扬雄以儒家正统传说为思想归向,强调自己以孔子为师,“治己以仲尼”,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孔子是不可超越的,相反,他主张学习是无止境的,儒家学说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正是由此,扬雄对孔门十哲的评价是贬大于褒,把他们湮没不闻的原因归结为只“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     

先秦儒家天论思想的兴起、内容与理论功能

周王权衰弱之后,民间疑天、怨天、问天思潮相继发生,儒家论天思潮由此兴起.孟子对"天"进行了形而上的改造,贯通"天"与"人性",提出了"天爵"理念,认为"天"赋予人"仁义忠信"四爵,从而论证了"天"作为"至善"的道德本体意义;荀子指出"天"生养万物的自然功能,认为"天行有常",并不干预主宰人事,但天赋人喜怒爱恶的本性,需要礼仪制度、伦理教化来规范人事。     

简论孔子战争观

孔子的战争观与其仁学思想密切相关,孔子仁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爱人”之仁和“复礼”之仁。从“爱人”之仁出发,孔子反对战争;从“复礼”之仁出发,他又认可乃至支持维护礼制的战争。前者更多地体现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后者更多地指导着孔子的政治实践。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略论先秦儒家的山水美学观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我国自然山水美学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了自然审美的朦胧意识,但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理解自然山水,还是应从此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等人的自然审美观基本代表了先秦时期儒家的自然美学思想,并对后世的自然审美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勘合考释

勘合一词出现于唐代，初为校勘符契、验对、核对等义，至忽必烈时期始指一种用于校勘的纸质文书。元代勘合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符契的校勘防伪思想，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在元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明代勘合的大量使用奠定了基础。     

孔孟荀“天命观”认识发展刍议

孔子、孟子和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继承者，他们的学说在很多方面有着一衣带水的亲缘关系。在对“天命观”的看法上，三人作为儒家学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显示着不同的时代性，不同的认识性。     

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

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