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战时期的发展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战时期的发展韩胜朝中国式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就是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这个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本文以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 ,深入研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一革命道路代表了近代中国最广大人民政治上要求当家作主 ,经济上要求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根本利益。我党首先在根据地范围内满足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这两大根本利益 ;并且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 ,开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 ,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最终在全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这两大根本利益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革命实践新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块奠基石"。毛泽东在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高瞻远瞩地解决了当时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诸如,首先实现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独创性地开辟了中国式民主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为党建立了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等。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中共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探微

苏维埃政权具有鲜明的乡村政权特征，是中共以土地革命为中心，颠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推进乡村革命的初步尝试。苏维埃模式是土地革命开始以后，共产国际植入中国社会的结果，也是当时中共的唯一选择。这一模式在与乡村社会的结合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之境况。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并未彻底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共乡村政权建设的实践已初步显示出苏维埃模式的可行性和适应性，为中共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论国族-国家的宪法与宗教

国族-国家与传统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族意识是其文化基础,世俗化是其主要走向,而宪法则是其得以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宪法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首要标志,政教分离、宗教多元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则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国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宪法的诞生,不仅标志着现代国家政权世俗化的实现,同时标志着政教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在政教分离的国族-国家,宗教不再分享国家行使暴力的权力,难以凭借武力进行精神垄断并排斥其他宗教,于是宗教的多元化开始出现,宗教信仰自由才成为可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文本确认,是对传统宗教专制的一种矫枉,并反过来说明国族-国家取得了超越于宗教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力量。依此剖析中国国族-国家的建构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即在城市,县、府以上实行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而在乡村则是靠宗法进行治理的宗法政治,政教之间存在交织,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国家并不存在。清末"新政"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宗法政治,而今在村民自治制度尚未发育成熟之际,宗法政治又呈现出死灰复燃的态势。因此我国当前的国族-国家建构,应以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为任务,着力对农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非个人的行政权力代替宗族组织,以法律关系代替血缘关系,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检讨——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根本方向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第一次开始深入到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去,决心不断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初步地与广大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于是,反映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的人民文艺诞生了,《白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认为: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对传统革命观的超越与发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认为：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对传统革命观的超越与发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论苏区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九二七年在湘赣边界的井岗山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大众在根据地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并在它的领导下,开始了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是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它废弃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创建了反映人民意志和利益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回顾与现代反思

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初步探索。农村经济制度、组织制度、基础设施、新科技应用体系等乡村生产力基础体系的建设,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及广大农民的参政议政,彻底改变了旧的农村政治格局;现代精神文明对农村落后文化的改造,造就了新的农村精神风貌;简易社会保障组织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农民的生、老、病、死等有了初步的保障。其初步探索为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极为困难和农村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土地问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此举不仅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廓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美国在华农学家与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1898-1948)

近代美国农学家来华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革和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扩张等历史因素相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来华的美国农学家们参与的农业科技活动包括了建设农科学院学科、开展农业科学研究、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参与乡村建设服务、促进农业科技合作等内容。客观上协助创建了中国近代农林科技体系,培养了近代农林科技人才,完善了中国近代农业理论研究,推动了农业科技和生产发展,形成了科、教、推农业发展体系,奠定了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基础。     

论土地革命与现代化之逻辑关联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极为困难和农村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土地问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此举不仅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廓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基于使命型政党特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

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其走上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而唯有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将使命型政党的内在特质和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概括,才能从学理上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现代化变革,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制度基础的奠定、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三个阶段。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和巩固,其领导方式也得到了创新发展。     

从改良性修补到批判性重构--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根本出路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其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其方式是被动的、消极的,其结果是修补性的。这种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改良态度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迟迟难以实现、举步维艰的根本性障碍。到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思想影响和权威作用下,我国走上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也开始了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的转换和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然而,这一变革远未完成。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转换的进程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的同时,使生长着的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逐渐达到完备和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现代价值体系。只有尽快建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通过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中国社会的重构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在这种社会历史情况下,再也不能只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改良性修补,而必须从根本上总体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重构,使之真正现代化。     

论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召开的谋划“建设新中国”的一次重要代表大会。七大不仅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而且论证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构建了全面发展的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蓝图,指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道路和重要政策,初步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军事近代化进程及影响探析

19世纪的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迫打开国门但仍处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从蒙昧中醒来,开始了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中国的早期近代化,首先开始于国防近代化。军事近代化走在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前列,新式军队在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军队的强弱关系着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命运,而军队的强大与觉醒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研究晚清的军事近代化进程及影响,能使我们了解军队在近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社会转型视阈下土地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极为困难的背景下,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此举不仅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厘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阐释与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奋斗史，始终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经过长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与以往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突出亮点：其一，它不是套用西方资本现代化的模板，而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其二，它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翻版，而吸纳了“市场经济”的鲜活力量；其三，它不是重蹈国强必霸的再版，而展现出“和平友好”的复兴姿态。在21世纪“现代化剧本”的舞台上，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方案、智慧和力量，为人类贡献了文明新形态。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