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真象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理念表现在宇宙生存观、和谐生存观、伦理生存观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将生命现象还原于自然,用一种恢弘的元视角来认识、解读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充满非凡的智慧,对当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意义与引导意义。     

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

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只有当儿童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功能,对儿童的生存理解具有卓越性的意义.儿童文化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     

论地方性知识的贫困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从贫困文化的消极面去解读其意义,倾向于认为贫困文化是阻碍贫困群体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为我们理解贫困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视角来看,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特定的生存情境下形成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只有客观全面地解读贫困文化对贫困群体的意义,才有利于我们改造贫困文化,消除贫困.     

缺失的文化维度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文化也不例外 ,但是以往研究中文化的反文化向度始终处于空缺状态。反文化不能以是否对抗主文化来界定。反文化是文化的劣化、退化、无序化。反文化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由有序滑向无序 ,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的混乱度的增加。关注反文化及其不同类型对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

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只有当儿童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功能，对儿童的生存理解具有卓越性的意义。儿童文化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     

"散居"一词的谱系学研究

“散居”一词是20世纪末学术对话中最流行的术语之一,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对这一术语进行谱系学研究,可以辨析其在中国的各种译法、追溯其词源及意义变迁。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体验,散居经验对文化身份之形成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思考——论莫里森小说中的民族文化意识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小说中所体现的对后殖民时代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生存问题,是美国少数民族裔作家们的一个重要思考方向。莫里森小说中展现出的非裔美国黑人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熔炉中坚守黑人文化传统的意义,以及在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的黑人文化的觉醒,并最终寻找到在跨民族思维下少数族裔文化生存的策略,充分展示了美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柳永生存悲剧之因探析

本文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探析柳永生存悲剧的内容、成因及时代意义,认为人们通常所公认的人品和文品并不是其生存悲剧的症结.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柳永所代表的俗艳文化和士大夫阶层所代表的正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种冲突和对抗就演绎成他的生存悲剧,也因而使他个人生存悲剧有了时代性质.     

试析本体论在人类理性“终极关怀”中的价值

本体论表征着人对自身生存根据或矛盾的逻辑自觉和文化反省,是哲学思维特征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之生存内在的本体论诉求和终极关怀的理想性表达。本体论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对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探源

“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生存哲学。本论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资源进行梳理与整合,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和合精神与和合价值,进而点明和合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生存哲学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经历对理学的影响——以张九成为例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理学和佛学的共同发展。尽管儒家学者始终不懈地辟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争鸣状态中,它们各自的发展循序渐进。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对理学造成的另一影响就是,一些儒家学者的著作和学说仅仅因为游学于禅僧被判为“杂学”,其思想也因此不得广为流传,其传道济世之功亦被折损。     

晚唐新罗来华文士科举问题研究

出自睦邻友好的愿望,唐政府自贞观年间开始为域外来华求学文士提供必要的物质资助,吸引了日本、渤海、新罗、大食等国文士纷至沓来。由于唐罗关系一直发展良好,至晚唐时,新罗来华文士已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为此,唐政府特设宾贡科,以上国姿态简化新罗文士的报考手续、固定录取名额并降低录取标准,从而大大提升了他们科考的信心。虽然将登第者附于榜尾、授官卑微的做法仍显示出对域外文士的防范和歧视,但新罗文士汲汲求第之心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     

传统文化下的特殊群体——论古代文人之失节

失节文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人们不屑谈起或深恶痛绝的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其存在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因素。名利化的仕宦人格、知恩图报的侠士心理、多元化的民族观念、怵于危亡的权变意识和"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都会使文人以某种方式失节。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论元代散文的杂文倾向

在元代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文人可以用文笔干预现实,因此散文在题材内客上不受多少限制各种文体的文章,都开始较多地涉及现实社会,并往往掺杂作者自我的社会体验和人生感慨,因此更具现实批判精神。短小精悍、笔锋犀利、诙谐风趣、情感浓郁的议论性短文受到青睐,书画创作和欣赏成为文人聚会交流的媒介,杂感、杂议性质的题跋文字明显增多。这一切都促成了元代散文某种程度上的杂文倾向。     

论《诗经》士人文化主体精神与社会认同

《诗经》时代的"士"是一个"阶级"、也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的变革,"士"阶级不断扩大,在理性觉醒和时代精神感召下,具有文化知识的士人阶级渐次形成并走向政治舞台,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由此一种新的士人主体文化精神形成并在社会践行,成为社会文化核心精神。民本思想的显露,疏远了神权巫术,承认了人的至高无尚作用。士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朦胧性的成熟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同充满活力和野心的时代相结合,得到了社会认同。而诸子百家思想就在这士人文化母体中孕育并形成。     

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但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著出版后,即有民国学者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考察这些书评,不难发现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存在诸如研究者的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误解误译、材料搜集和材料审别难以博雅以及观点或结论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面对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及其所撰书评,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在礼教与世俗间徘徊的市民代言人——由明代士人隐居方式的变化来看近代审美文化发展的趋势

晚明士人隐居于市井时与市民大量接触,使士人能够体察市民的内心情感,不自觉地成为其代言人,从而开始亲近市民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受市民风情影响,创作出符合市民口味的文学作品。但因他们长期受封建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其行为与其作品中的形象通常又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