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权力与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9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CEO权力及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CEO权力越大,越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绿色创新在CEO权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途径中起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绿色工艺创新在CEO权力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绿色产品创新在CEO权力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据此,企业应合理配置并适当增加CEO权力,重视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深入了解经济政策变动带来的外部风险和反向冲击,及时作出有效应对,以有效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创新异质性、政府补贴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发展

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级阶段向深度融合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两用技术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补贴手段在军民融合创新活动中能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还有待验证。因此，有必要对军民融合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创新异质性以及企业发展之间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活动中支持效果较好，而在开发型创新活动中则不显著。（3）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国有企业要好于民营企业；而在企业绩效方面则相反。（4）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从高到低传导渠道依次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发型创新投入。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企业性质壁垒、提高成果转换率等方式提高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对促进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CEO 权力、产权性质与创新绩效

以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 CEO 权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产权性质对创新绩效———CEO 权力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权性质会显著影响创新绩效与 CEO 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非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持有本企业股权、具有较高学历水平、任期较长以及兼任董事长的 CEO 能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较弱,但较小的董事会规模以及 CEO 持股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环境,使得创新对于我国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需要寻求新的途径来合理地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创新资源,以此来增强企业的创造力,从而提高经营绩效。该实证研究以46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的家电、机械、通信以及计算机企业为研究样本,以2015年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样本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样本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弱;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会阻碍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高技术服务业CEO异质性特征与 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高技术服务业下属的软件服务行业为研究对象,以沪深股市A股中软件服务板块的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选取CEO的学历水平、国际背景、技术匹配性、性别、自信程度、政府关联等6项指标作为前因变量,对影响高技术服务业创新绩效的CEO异质性特征组态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创新绩效公司的CEO呈现出“技术型CEO”“高自信-政治型CEO”“高学历-政治型CEO”“高自信-国际型CEO”等4种模式;男性CEO占据强势地位,CEO “本土化”现象较为显著;CEO学历水平与政府关联的异质性条件组合可以和国际背景与自信程度的条件组合相互替代,均可促使企业获得高水平的创新绩效;企业非高创新绩效与CEO异质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存在“黑箱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创新绩效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选取2015年32家样本大数据企业数据,运用DEA方法对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整体水平低,纯技术效率偏低是主要诱因;大数据企业DEA无效现象普遍;大数据企业总体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创新要素投入规模偏小;企业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问题严重,投入冗余是技术无效的主因.产业链层级上,应用与服务层企业的创新绩效问题尤其严重.为了提高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在实证结果分析的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绩效——研发创新投入的“倒U型”调节作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减震器。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路径，并从研发创新投入视角出发探究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同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直接提升自身的创新绩效水平，也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程度间接提高创新绩效；但研发创新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将自变量滞后一期处理时，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未来，制造业企业要明确新时代履行社会责任的新诉求，正视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与方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及外部利益相关者要携手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共同助力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制造业企业自身要坚持适度原则，运用互联网技术动态监测研发创新投入效果，确定最佳投入强度，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最大化。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采用地级市党报中市委书记鼓励企业创新的新闻报道频次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强度的度量指标,配合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当中;（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未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医药制造企业主动碳减排行为的创新绩效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企业主动的碳减排行为是否可以产生创新绩效以及碳绩效在碳减排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基于此,文章以2014—2021年医药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环保设施投入和管理节能等碳减排行为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碳绩效；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管理节能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碳绩效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良性循环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碳绩效和创新绩效具体应用到微观企业层面,探究碳减排行为实施的有效性;二是利用回归模型探讨碳减排行为、碳绩效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丰富了碳绩效与创新绩效相关研究文献。     

CEO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中介效应研究*

投资决策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如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扭曲行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CEO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中介作用,CEO过度自信会抑制会计稳健性,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CEO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投资过度企业以及高成长性企业中,对投资不足企业不显著。本文亦从企业和监管机构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综述

从企业家精神角度出发,对其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相关研究认为：企业家精神可分为个体、团队及组织三个层面,不同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正面影响;企业家精神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及组织学习等中介因素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相关方应重视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培育不同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并发挥其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积极作用,发挥其转化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     

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将CEO来源按关系亲疏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CEO,以2007—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即CEO差序来源越疏远,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少;创新投入在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调节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据此,建议民营上市公司在聘请CEO时,优先选择亲人CEO和熟人CEO,在亲人CEO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可聘用熟人CEO,这样,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企业应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为企业创新活动奠定基础。     

技术采用视角下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异质性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创新活动的孵化地,制造业的发展正呈现出强劲势头。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有限混合模型划分出企业在不同年份的技术采用水平,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知识资本的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技术采用水平总体偏低;知识资本投入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当前阶段的技术采用水平呈现正相关。但是,企业异质性效应差异明显,出口企业效果优于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显著性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     

基于科学视角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企业创新,选择合适的产学研模式,成为促进企业基于科学创新的重要议题。文章运用2010—2018年中国A股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四种以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合作创新的科学性程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相较企企合作,企学研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最高效的,其次是企学和企研合作;合作创新模式的科学性程度正向影响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合作创新的科学性程度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协同创新差距的原因研究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面板数据,比较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对协同创新的定位不同,外资企业更注重发展壮大,而内资企业更注重提高研发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导致外资企业利润水平和发展速度与协同创新水平正相关,而内资企业负相关;政府研发经费对内资企业协同创新的弹性系数为正,而与外资企业的协同创新无关;企业规模对内资企业协同创新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外资企业的弹性系数为较大的负数。     

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综述与逻辑框架

文章系统整理了包括产业政策激励在内的政府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文献,旨在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性概要分析,也为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导向性视野,内容涵盖了政府政策激励(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对政府激励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评述、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框架探索、产业政策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后续的研究方向。尤其是试图将产业政策、研发投资与创新绩效等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给予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解释,以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系统性上的不足。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