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释僧小说的文化观照

唐代释僧小说,指关涉寺院、僧人、佛典等的小说。此类小说数量很大,一般以寺院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由僧侣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或主人公。释僧小说具有明显的“教世度人”意向,着力宣扬佛法无边、持修获果、破戒遭报等思想观念。释僧小说既记录了佛教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影响,也反映了儒释道相互斗争融合情状,以及文学艺术与佛教的密切关系。释僧小说在唐代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其价值意义值得关注与探究。     

佛经翻译的译场及翻译程序

史称"千年译经"运动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源头。本文通过佛经翻译的译场与翻译程序,分析佛经翻译的地域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译场制度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出经的规模与准确性。佛经翻译是科学客观性大于文学主观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其时代性因素往往大于地域性。     

汉魏六朝佛经在汉语研究中的价值

汉代,佛教随着中西交通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佛经翻译事业的兴起。现存材料证明,在桓灵之世就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其后译经者辈出,象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都翻译了大量佛经,十分著名。东晋以后,翻译大家更多,译经的水平和规模也更大,许多经文都长达数十卷。历来研究佛学的专家多肯定东晋以后的译经,如方立天先生说:“直到道安的时候,我国的佛教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生吞活     

汉译佛经发生论

本文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汉译佛经的产生、发展以及它的各个关系面。包括：印度佛教经典的传入；汉译佛经的原本；东汉至近代佛经翻译的概况，译场的组织体制；译经规则；汉译佛经对我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佛经的装帧形式和抄刻等等。为了解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佛经，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线索。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古维吾尔语对蒙古佛经的影响

蒙古族的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始于元代。毫无疑问,当时蒙古佛经的翻译大多是以藏文经卷为底本的,但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硬译,至少从古典蒙古佛经的词汇使用上,我们可以看到古维吾尔语的影响。本文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对此做一探讨。     

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

(一) 佛经翻译文学 汉明帝时西域僧摄摩腾、竺法兰始来中国,并开始翻译佛经。继之者,桓灵时代的西域僧安世高、支谶及最早的中国译者严弗调等。三国时重要的译者有西域僧支谦、康僧会等。西晋时有竺法护。及晋室南渡,译经事业达到了极盛时期,著名的译者有晋宋     

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若干问题研究

从对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的考察与比较研究可知,汉译佛经虽然是翻译文献,但其中使用的词汇仍以汉语本土词汇为根本,不论是为旧词增添新义,还是创造、使用新词,都以汉语原有的语言要素为基础。因此,作为汉语词汇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译经词汇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     

《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的语料价值

汉译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内容覆盖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文体以散文为主,口语成分较高．译经年代跨度大,翻译年代较为确定,篇幅也比较长。因此《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尤其对于汉魏六朝时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适合对其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断代的或历时的研究。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既是异族文化思想在本士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与佛教界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就佛经翻译而言，它既是传播佛学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为了适应佛教中国化的需求，归化策略必然成为译经者首选的翻译策略，它能在佛经翻译中把统治阶级利益和向往佛法人士的阅读需求结合起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谈汉魏六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作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已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时,学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版本依据。具体考察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发现在上述译经语料引用中存在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研究结论。     

《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

《分别功德论》是一部失译经,旧附"后汉录".但以下语言现象表明这部经不像是东汉译经:(1)在语法方面,被动句中,"被"字式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达到22.2%,而东汉佛经没有"被"字式被动句.疑问句中,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东汉佛经;语气助词的种类与东汉佛经不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气助词是"耶",而东汉佛经是"乎";出现新兴语气助词"那"的可靠用例;反复问句"颇……不"的使用频率比东汉佛经高;特指问句疑问词语"何者"、"何等人"东汉佛经未见.(2)在词汇方面,佛经译名"阿那律"、"阿练若"、"耆婆"、"耆域"、"南无"、"岚"以及普通语词"双生儿"、"骆驼"、"算术"、"秃头"、"殊途同归"等,在东汉佛经中均未使用.据此综合考察,这部经的风格和魏晋时期的译经相近,最早也只能是三国时期的译经.     

鸠摩罗什:丝绸之路成就的佛经翻译批评家

鸠摩罗什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龟兹的佛教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家和教育家,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十六个世纪以来,他的佛经翻译批评对中国佛教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乃至世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鸠摩罗什通过翻译批评实践,不仅以一种新的范式复译了诸多佛典,产出了大量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新译本,而且建立了通行几个世纪的一套译经新规范。因此,他也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批评家。翻译批评家鸠摩罗什不但缘于丝绸之路,而且为丝绸之路之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竺法护译经数量及时间考

西晋僧人竺法护一生译著了大量的佛经，关于他译经的数量与时间，各家所述不尽相同，对研究竺法护译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道行般若经》与《大明度经》的语法对比

充分运用汉译佛经的同源异译经进行比较是研究佛经语言的一种重要方法。《道行般若经》和《大明度经》是两部具有同源关系的异译经,都属于"般若经"系列。《道行般若经》由东汉支谶所译,《大明度经》由三国支谦所译。与《道行般若经》相比,《大明度经》在代词的使用上较为多样化,语气词的使用频率也更高,并删掉了《道行般若经》中原有的某些句子成分,改换了个别句式。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道行般若经》偏向口语化,《大明度经》偏向于文雅化。     

浅析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开始流行,到盛唐时期佛经翻译达到鼎盛。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中汉语词汇量的扩大、白话文的产生、词汇的演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佛经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