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文学书写

新媒体给文学书写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文学话语权的平民回归、文学类型的裂变、文学语言的嬗变与创新等方面。     

"两全"背景下中国新世纪文学进展论纲

决定中国新世纪文学进展的经济基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时空背景,在分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球化进程对我国经济、文化、政治产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新世纪文学进展的现状与对策.我们要抓住中国文学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来展开研究,并注意处理好七种关系,即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号角文学与休闲文学、语言文学与图像文学、纯文学与大文学、文学创新与技术革命、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理论创新及作家队伍重建与文学进展.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媒介形态变化与文学的嬗变——论文学的困境和出路

媒介与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传媒直接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联系到一起,使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深入考察文学在媒介影响下引发的变化,通过文学外部和内部的充分对话,才能准确把握电子媒介语境下文学的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进而根据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从媒介创新、图文互动和审美文化等方面向文学灌输新鲜血液,凸显新时期文学特有的文体特征和时代魅力。     

略论西方文学中的荒诞

描写荒诞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也是西方文学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本文探讨和论述了荒诞在西方文学中的发展变化、内容与形式、及人们对荒诞的主观态度。不但较全面地展现了荒诞在西方文学中的发展概貌,并从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这一文学现象产生及变化的根源,从而也勾勒出西方人本精神及理性主义的兴衰回归历程。     

断裂还是延续：中国文学近现代之变折

中国文学在近现代的变化是显见的,而对它的理解,大致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和古今的延续两类意见的异议。这样的争执,在回溯既往历史时并不鲜见。我们或许不妨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作为文化活动的文学的诸侧面,比照不同时代中人们的文学观念、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及环境、文学呈现的类型体貌、文学所传达的情感思虑等,进而再来尝试回应近现代的中国文学之与传统的问题。     

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论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嬗变

不同文学观念的形成,不仅基于人们对文学形态的认识,还与人类对世界万物的认识息息相关。文章分析了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阐述了20世纪我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性质到形态,从生产到消费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使我国文学终于从古典走向了现代,完成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换。     

当前文学发展的整体景观:边界模糊与内部分化

当前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景观,从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关系看,文学创作已不再仅是直接地从现实世界中获取素材,而是在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的文化整体中与世界、生活发生联系,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边界日渐模糊。文学已日益成为文化产业链条的一个环节,既从文化产业的其他形式中汲取养分,又为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提供创意与内容支持。从文学体裁变化角度看,表现为小说的一枝独秀、戏剧文学的独立、诗与歌的分化及散文的边缘化等,这说明,分化和独立已成为当前文学体裁演化的重要特征。对文学而言,这种分化和独立虽意味着文学疆域的缩小,但就艺术整体而言,这意味着艺术种类的丰富与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     

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的认识调整——20世纪初王国维文学观建构的一个侧面

20世纪初,王国维一改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诗、词等抒情文学而贬抑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这一文学类型观的重要变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王国维个人而言,这主要源于在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晚近文学、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其文学认同向西方文学的转移,特别是其文学观和审美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对于其影响的持续以及个人的性情等因素,王国维对于抒情文学仍然难于忘情,这导致他的文学论述中涉及传统抒情文学时的内在的矛盾。而在后期的戏曲论中,王国维纠正了个人的认识偏颇,强调叙事与抒情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打破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二元对立。王国维的这一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一本文学史著作的观点和内容的创新,是针对教师过去接受的陈旧的文学史知识而言的,对学生来说,不存在新不新的问题.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只有20来年的时间,应该说没有积累很丰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以前的文学史框架、观念和大纲是过渡性的,教什么内容和不教什么内容,教师应有更多的自主性.叙述文学史不能自相矛盾,不能迁就历史上错误的观念,否则就不能说服学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所以采用以解读文学作品为主型,就是为了让历史通过作家的个人切身感受来获得传播和理解.     

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繁荣的条件与背景

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奇迹。从文学、社会等诸因素探讨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产生的条件与背景。假名文字的创造与发展为女性文学作品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女性作家长期在宫廷的生活体验以及经历了同时代妇女的精神炼狱,孕育了女性文学的胚胎;而佛教因果报应、循环往世的思想对作者创作文学作品的构思和脉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金代科举发展较成熟,实施时间较长,取士数量较大,民族歧视色彩不重,专门设有女真进士科,显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效应.它对文学产生过深广的影响:科举在金代文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与各民族、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命运紧密相连,对其生存方式、生活特点、人生道路和心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影响,丰富了作家的生活内容;科举的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读书、应举、典试、登第和贡院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文;科举考试在金代中、后期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杠杆,文坛领袖们利用主文取士之机扭转创作中的不良习气,倡导健康文风,收到明显成效.但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金代科举有双重意义,对文学既产生过积极、有利的作用,也带给它不少消极、有害的影响;既是文学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又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滞碍作用.     

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

中国宗教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刻。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儒、佛、道（道家和道教）形成支撑思想、文化发展的三大支柱,因而更加强化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宗教与文学二者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情形十分复杂,包括积极的、消极的方面;宗教作用于文人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等等诸多层面,成果极其丰硕,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对于宗教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清代苏州竹枝词

清代苏州竹枝词作为一种吴地文化现象 ,无论在创作风格还是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较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创作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苏州现存清代竹枝词达 10 0 0余首 ,名姓可考的作者有 10 0余人。以竹枝词记苏州风貌的不仅有尤侗、汪琬、叶燮、王士祯等著名文人 ,还产生了多位专以博采吴郡故实撰写竹枝词为己任 ,并结集留名的高产作者。     

论文学的弱意识形态性

许多年来人们讨论文学的特殊性问题多着眼于文学的"审美"层面,而不怎么涉及文学的"意识形态"层面,这里就专门着眼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层面来探讨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文学主要承载其它意识形态的内容,严格说来它没有专属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内容;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具有混合性、模糊性特征;从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看,它是一种弱意识形态;文学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位置大致处在与哲学、宗教相当的"更高的"层次。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