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初士大夫名节淡薄的颓废之风

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进一步高扬和强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以忠孝节义等为核心的名节意识,也在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由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扬广大和深化。然而,北宋初期,由于受易代之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淡薄,文人中以名节操守作为立身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     

南宋时期名节观的三重形态及其政治特征

作为宋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名节观在南宋时期从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其政治特征日趋鲜明,展现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三重形态。南宋学者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目标,通过对君统、臣节的弘扬,以不主和议为要旨的名节观在士群体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南宋中后期,名节观的政治内涵更加丰富。为阻遏权臣政治,理学家大力倡导直谏勇退的政治风范,士人的出处之道和进退之节被视为社稷存续的重要保障;在基层社会中,重义轻利的名节观被引入了政教体系,并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规范给予具体阐释,其导向作用对以后历代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庄子物化文学观初探

"文源于道"是一个古老命题.根据对"道"的不同理解,各家形成了其相应的文学观.本文在比较易学、儒学、老庄"道"论的基础上,指出庄子文学观的特质是根于无为、虚静的"境界"之"道",是源自动静与天地同流的"大化"之"道".道"化"生万物,万物"化"而入道,就是"物化".在道的物化背景下观照文学,就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物化文学观".物化文学观,重视文学的道缘与化境,破解文学的僵滞与现成.文学缘道而生,向道而化的本质决定了其重化、求真、尚正的本真品格.这也构成了庄子"物化"文学观与儒家"尚用"文学观及老子"法自然"文学观的区别所在.     

论白居易的致仕观念

白居易对于致仕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人致仕方面,白居易对年及而致仕者予以高度赞扬,对年未及而有意求退者予以劝阻,对年及而不致仕者予以批判.这既是对官场道德的坚决维护,也是心系朝廷和国家命运的表现.个人致仕方面,白居易先是主动乞闲,年及七十后主动悬车,捍卫了自身名节,体现出儒家士大夫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严于律己及对传统道德的严格遵守.在洛阳乞闲和致仕生活中,白居易始终保持恬淡通达、乐天知命的积极心态,这又是士大夫在入世时遇到困境、坎坷之后的智慧之举.     

元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解读

范仲淹在元杂剧中出现5次,均为朝廷重臣,手握大权,虽然不是正末,对剧情发展却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统一,均为忠义的儒家士大夫,元杂剧作者对其都怀有赞美与敬仰之情,这与范仲淹自身魅力和元代社会风貌均密不可分。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由老庄"道"之别论其生命境界

为了探究老庄生命境界的特点,采用对比的方法,由老庄的核心概念"道"入手,指出老庄的"道"实质是生命之"道",但这生命之道在老庄思想中又是有差异的,此种差异造成老庄生命境界的不同.老子由生命之常道,重视生命客观法则的探寻和贯彻,其生命境界处于全生之境;庄子由生命之道的"通"、"化",重视生命精神层面的转变,以精神自由为最高之生命境界.     

先秦儒家论礼仪化生活普及的机制

儒家把孝悌亲情视为"为仁之本",它是人与生俱来所具有的真情实感,是人的行为准则和礼仪道德规范培养的基础。礼仪教育当自孝弟始,由家庭教育做起,同时不局限于家庭血缘亲情,孔子提出了礼仪教育的实施机制——"忠恕之道",且由士大夫阶层作为"以身体道"的群体去推广实施。儒家强调道德伦理原则,并构筑了贯穿于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的礼仪化人生。在不同礼仪场合,不同角色都有不同行为规范的要求,儒家重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死亡观研究

道家死亡观为中国传统死亡文化的重要组成.道家死亡观以自然主义道论为理论前提,富有超越性,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悦生恶死"的传统死亡观,以"生死齐一"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心理克服和超越;以与"道"的相合程度指出"安时处顺"和"不死不生"超越死亡的两种境界及对应的操作途径.道家死亡观以对儒家的消解为特色,与儒家互补而存在.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先秦儒家与农家学派农业观之比较

儒家的农业观是站在社会全局的高度,以安农、安天下为目标,侧重于重农思想认识的宣扬.儒家的农业观不主张"士"即知识分子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劳动,尚"德"不尚"稼",认为君子合乎道德而受到供养,就不必自食其力.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作为君子的一种美德去加以宣扬.儒家主张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农家学派是一个重视生产实践的政治学派.农家学派的农业观侧重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和传播.其重农思想重在"贵志",主张君民并耕,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食.     

"以德治国"是对儒家 "德治"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治国之道,其主题是"德治"和"仁政",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高瞻远瞩,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德治"观.这是在我党实施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治国思想的又一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儒家“诚”论的现代价值

"诚"是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论"诚"极为丰富.儒家"诚"论不仅提供了统一完整的价值体系,而且提供了丰富的道德心理内容和多样的道德思维方式,这对于当前的伦理学和道德建设都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周敦颐道家生命智慧略论

“道”作为人们生存的法宝蕴藏着无尽的生命智慧。基于对老庄之“道”独到的把握与体认,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援道入儒,其宇宙生成观、自然观、名节观无不闪烁着道家天和、人和、境和等生命智慧。     

张履祥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及其人生抉择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盘桓于遗世与济世之间进行人生抉择,因为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而有着内在的紧张,从而有了其将理学实践于乡村的遗世之中的济世、遗民儒者的济世;有了其在身后的三百多年间,遗世与济世交互突出而被塑造为明之遗民或清之大儒.但是其遗世是外在之表层,而济世则是内在之深层,济世主导遗世,儒者才是遗民之底色,并且从中表现出其特殊的名节观与出处观.     

“犯罪有益论”之“功能观”批判

国内刑法学界近年来出现了"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犯罪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其观点的"新颖性"而受到诸多年轻学子的追捧,形成了不正确的理论误导。而其支持性理论之一在于:犯罪有着应当加以肯定的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的积极功能或者正面功能。因此,对于"犯罪有益论"者的"功能观"加以分析和批判,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