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

史量才是“史家办报”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主持《申报》的22年间,史量才怀着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对后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始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用治史的态度来办报,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史量才“史家办报”思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治史的态度办报,二是为如实记录历史不屈不惧,不畏强权。     

中国现代报业大王：史量才

在“百里秦淮”的沧桑土地上，在鱼米之乡——江宁湖熟镇的臂弯深处，有一位中国报业的先驱诞生于此。他，就是著名爱国报人，被誉为报业大亨，新闻烈士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     

现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寻踪

公元2000年1月2日,是现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上海、海宁、杭州及史量才的桑梓之地南京市江宁县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上海市政府早在1984年《纪念史量才先生殉难50周年座谈会》上就给予其石破天惊的评价:史量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战士、杰出的新闻事业家、社会活动家。抹去历史的尘埃,史量才英名重现光辉。 史量才,公元1880年1月2日,出生于江宁县龙都东阳村杨板桥,7岁那年,母亲生下妹妹家瑞不久因产褥热溘然去世,其父便带了小量才迁居位于上海县、青浦县、娄县与上海市区交界处的泗泾镇做药铺生意。从此,史量才读书、经商、办学、著文,1912年出资盘下《申报》,出任《申报》总经理,时年     

一个人和一张报纸

史量才，20世纪著名的报业巨子，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1904年起在上海《时报》当编辑，后任主编。1912年，是史量才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不失时机地以12万元买下了老牌的《申报》，并找到名重天下的张謇等人入股。从此，他的事业、他的生命与这张报纸合而为一。     

论黄远生《申报》时期的新闻实践及其特点——兼与《时报》时期比较

1914年1月至次年8月,黄远生被史量才聘为上海《申报》驻京特派记者。这是黄远生一生新闻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新闻作品,除了新闻通讯外,还创设了日记、随纪、游纪等新闻文体样式。作品议题既涉及重大政局、重要政治人物等宏大命题,亦有个人所见、所闻、所感等微观叙事。《申报》时期的黄远生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过渡性"成了其《申报》时期新闻实践活动最明显的外在特点。     

"爱报之心甚于生命"——史量才职业认同探析

引入职业认同视角,考察了史量才对办报这一职业的内心体认,呈现了其职业心灵世界的真实图景.认为无论从职业动机、职业情感、职业态度、职业忠诚度,还是自我职业身份认知乃至认同方面看,史量才对新闻职业的认同已完全超越了民国之前的早期报人.这种职业认同方面的进步,既有史量才个人职业认知及其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救国理想之原因,同时也与民国初期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和新闻事业的整体繁荣有关.     

论史量才被刺之原因

近代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被刺,是我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究其原因,一般都认为《申报》登载的反蒋抗日言论激怒了南京国民政府,而对其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少有论及。本文主要从此角度入手,得出结论：史量才被刺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三十年代初日本入侵的局势下急剧激化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闻统制政策、控制全国舆论界的重要举措。     

黎烈文《申报·自由谈》编辑思想管窥

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编辑、作家兼翻译家。他于1932年春自法国归国,12月1日应《申报》馆老板史量才的邀请,出任副刊《自由谈》主编,至1934年5月9日辞职,前后历一年半的时间。此前《自由谈》的主编是礼拜六派的主将周瘦鹃。《自由谈》上登载了大量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作者大多是吴门文人,文风“陈腐到太不象样”,招致了各方的批评,引起了《申报》高层的不满。《申报》是商业性报纸,扩大读者面和影响,提高发行量,创出更好的经营业绩本是题中之意。此外,“一二·八”之     

《史记》的真实性与新闻的真实性

《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 ,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也应该成为新闻从业者学习的典范 ,因为它处处都闪耀着史家力求再现历史真实的人性光芒。司马迁所开创的“太史公笔法”“寓论断于序事” ,这与今天我们从事新闻工作所提倡的“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 ,用事实说话”原则不谋而合 ,也正是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在《史记》中最应汲取的精华     

“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论刘知幾学派的史学风范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与其友人论道讲学,互相影响,在事实上形成＂刘知幾学派＂。在当时史馆修史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坚守＂彰善贬恶＂的史家职责,主张＂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展现出史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种史学风范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从诗史互证看《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

《毛诗》从史学角度解诗,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以史实阐释诗篇内容。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将《毛诗》以史证诗的传统发扬光大,或以史解诗,或以诗证史,可以看出吕祖谦的宗毛倾向。     

在历史语境主义中开拓概念史的研究——读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以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居主流地位。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视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斯金纳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不仅推进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最终由此成为一位学术大师。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威廉·克罗农的环境史研究中的主要观念探析

威廉·克罗农,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其学术著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等,均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佳作。克罗农的环境史研究内容很丰富,其中凸显的主要思想观念富有特色,并值得关注和重视。具体而言,他对环境史定义的探讨,展示了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细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则是他在反思中找寻如何更好地认识文化与自然关系的途径;而对“自然一文化”关系的解读,更着意于强调对“自然”概念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荒野”观念的重新建构。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