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全祖望治史述论

全祖望是清代著名史学家.他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启邵晋涵、章学诚,在浙东史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学识渊傅,精于史学,一生有《宋元学案》、《鲒埼亭集》、《经史问答》、《汉书地理志稽疑》、《仓田录》、《续甬上耆旧诗》等著作,还三笺《困学纪闻》,七校《水经注》,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数种.全祖望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当推纂辑晚明史和续成黄宗羲《宋元学案》.本文着重分析全祖望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从这两个侧面评价其史学贡献.     

清代浙东学派小说嬗变研究

清代浙东学派虽以史学名家，但小说成就亦值得关注。在小说研究状况方面，清代浙东学派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之嬗变。黄宗羲改写文言小说，全祖望以文言小说起兴，章学诚则将视野拓展至白话小说。在小说研究视域方面，黄宗羲、全祖望、黄式三、黄以周将小说作为博物之资，以文考释。章学诚则正视小说，以史通文。在小说审美范畴方面，黄宗羲品小说之趣，全祖望彰遗民之奇，章学诚喜言奇女鬼神，清代浙东学派的小说审美范畴经历了由趣到奇之嬗变。     

方苞与万斯同交游及其学术史意义

方苞与万斯同是清代著名学者,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学术史意义深远。方苞所记万斯同史法,为了解浙东史学与《明史》修纂提供独家文献。同时,万斯同传经史之法于方苞,使方氏由古文之学而转向经史之学,并在经史研究中对所传之法有所继承革新。而对于万斯同所传文法,方苞亦发扬光大成为桐城派一脉相承的古文义法。可以说,方苞之学是对万斯同及浙东学派的一个拓展。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宁波举行

由中国社科院、宁波市人民政府、浙江省社科联主办,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宁波市文化局、宁波市社科联、宁波大学承办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12月6-8日在宁波举行。 浙东人文荟萃,具有丰厚的学术文化底蕴。以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术大师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构成宁波历史文化的精髓。浙东学术思想产生于浙东特定的地域文化和社会、     

明史馆馆臣的史学见解和清初史学思想的特征

明史馆馆臣所提出的史学见解,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史学学风开始由明代空虚浮华向重视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发展.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作用受到重视,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既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又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影响."本乎时宜,因时变通"史书体例观的提出和对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的重视,打破了刘知几拘泥体例的思想.在对实录与野史史学价值的认识上,充满辩证色彩,所提出的考察史料价值的原则,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这些史学见解既有浓厚的"遗民"情结,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又明显地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章学诚史书修纂思想简论

章学诚史书修纂思想是其整体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之作以简要论述，即撰述体圆用神，交易不拘常例；力辟离事属辞，尤重当时人事；倡导史德修养，厘定增损原则；广泛搜集史料，审慎辨伪采择。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

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际提出“浙东学术”,对僵化琐碎的考据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浙东之学的经世传统,提炼深化其中最富于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元素,以经史合一、持世救偏、破除门户之见为浙东学术精髓,开创了以经史研究为特点的浙东学派的新格局。     

黄本骥与《黄本骥集》

黄本骥是清代后期湖南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博览群书,一生著述颇多,在经学、历史、地理、方志、姓氏、职官、金石文物和目录之学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其著作全部整理出版目前尚无可能,《黄本骥集》收入了他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这部集子的出版将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张默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

张默生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家。他在传记文学平民化、传记人物性格刻画以及传记艺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张默生传记文学创作至今却少人给予正确的、恰当的评价。基于此,对其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创作进行历史评价。     

高诱著述考辨

高诱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其生平与著述却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他把大半精力用在注释儒家经传与诸子著作上,著述颇丰。结合相关材料考辨,高诱的著述主要有《正孟子章句》、《孝经解》、《淮南鸿烈解》、《吕氏春秋注》、《战国策注》等,但不曾注解《礼记》和《淮南万毕术》。     

漫论张泽民散文思想与艺术的正能量价值

张泽民＂文革＂前的报告文学《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其思想与艺术的表现是新中国17年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新时期《衬衫王国的崛起》等作品抒写了作家张泽民的扬州情结,思想上以＂地方志＂书写＂国家志＂,诉求文本最大张力的表现,且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进行温暖的揭示与表达。张泽民的散文以报告文学、小说进行跨文体的实验,并在多方面以分寸感的把握,使其作品获得和谐与诗性。     

张謇:“近代南通之父”慈善活动影响和意义研究

张謇的慈善活动对比他在实业领域的成就而言知名度较小,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却非常深远。对张謇慈善活动的研究与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是当今南通地方史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张謇的慈善活动分为以创办传统慈善机构为主的早期和建立新式慈善机构为主的中晚期,张謇投身慈善活动的思想同时结合了中国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和西方博爱思想,并在其慈善活动中有具体体现。张謇的慈善活动总体而言历时长、涉及领域广、模式新,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张謇的慈善活动不仅造福了当时的南通社会、推动了南通的近代化进程,更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和参考价值。     

历史眼光、美学构想与现代阐释——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论初探

夏志清是海外著名的华人学者,其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内外学界颇有影响,且都属于中国小说研究,值得综合考察。围绕“历史眼光”、“美学构想”和“现代阐释”三个方面,探讨夏志清中国小说史论研究的特色与局限,有望为中国本土的小说研究提供参照。     

"力本"转向"人本":梁启超人文视野中的"进化"

梁启超自1897年由严复《天演论》译稿初识进化论,新的历史时空观由此开启,其政治、社会、文化观念因之而变:1902年前后力倡竞争、革命、破坏主义等力本论思想,不久转向主张调适、渐进,20年代重新阐释“进化”,指出物质进化与精神进化的区别,尤其关注人类历史进程中螺旋演进甚至循环往复的进化的特殊性呈现。基于人文视野对进化论认识的调整与深化,构成梁启超科学文化思想的一部分。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