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的研究

《汉代隶书的研究》之一:《杨淮表记论考》(1975年);之二《石门颂论考》(1976年);之三:《石门颂论考2 》(1980年);之四:《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论考》(1982年)等论文发表在东京学艺大学研究记要上。当然,发表这些论文之前,我并来访问过汉中,只是将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的拓本、印刷品放置在案首,进行观照、临摹;再通过阅读     

论楚简书法的历史贡献

经"书同文"、"焚书坑儒"之后,楚简书法名亡实存,以其成熟的书写性、丰富的笔法、自觉的审美追求、发后继书体之先声的前瞻性和创新精神,暗中向汉代书法递交了关键一棒。其后经汉代四百多年的发展,篆、隶、楷、草、行五种书体全部创立完毕,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论《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

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石门颂》与北魏梁秦典籤太原郡王远撰文并书写,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石门铭》,堪称汉魏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本文试从比较美学角度将《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作一管窥,限于学识水平,舛误和疏漏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首先,从《石门颂》与《石门铭》书法艺术的笔画特征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笔的缓、急、     

论《石门颂》的书法艺术

褒斜道自汉以后长期成为秦岭南北重要的一条通道。它不仅促进了秦、蜀地区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而且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在陡峭的石门一带,人们有的为开通或修复褒斜道而建立功绩者刻石纪功;有的刻石描写褒谷自然胜景;有的则留名题记……。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这些摩崖刻石虽然仅存百余种,但它们不仅是研究褒斜道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奇葩。其电汉魏摩崖刻石十三种世称“汉中全汉”,更是驰誉中外。在十三品中,汉刻摩崖八品,曹魏和北魏摩崖各一品,宋刻隶书摩崖三品,而尤以《石门颂》和《石门铭》对书法艺术界影晌深远。本文试就《石门颂》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汉《石门颂》、《郙阁颂》的文化特征比较初探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148)镌刻在褒谷石门西壁的摩崖石刻,《郙阁颂》是东汉建宁五年(172)镌刻在略阳县(穴且)口的白崖,嘉陵江西岸峭壁上的摩崖石刻。书体皆为汉隶,都是我国著名的汉刻。现在这两方摩崖一个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一个迁到略阳县灵崖寺。至于它们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在金石学上的地位,素为历代学者和书法家们所推崇。然而,对这两方摩崖的文化特征有何异同?应作何认识?看法则不尽一致。研究这些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这两方摩崖刻石的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就这方面作点比较论述。     

《张景碑》艺术特色论

《张景碑》1958年出土于河南南阳,此碑的出土并未引起书法界的重视。许多评论多以之为"隶中馆阁"。笔者认为《张景碑》是汉隶典型碑刻,格调典雅,端庄遒逸,足可与《曹全碑》、《史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享有盛誉的汉碑同列。     

从文论与书论互动视角看《文心雕龙·练字》篇

《文心雕龙·练字》篇既是对文章作法理论的论述,又涉及了文章书写具体技巧,在文学艺术史上极为可贵。《练字》篇中述及文字的产生、发展、六书之结构、书体之演变、汉律之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保存了我国早期关于文字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探讨、研究古代文字以及书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文化作为书法的根基和土壤,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从古代文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并指导书法实践是可行之路。《文心雕龙·练字》篇及其他相关篇章所涉及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范畴对当代书法的价值和意义亦在于此。     

《西狭颂》摩崖文学价值探微

甘肃成县的《西狭颂》摩崖是汉“三颂”中保存最完好的,为中国现存汉代摩崖精品和甘肃摩崖文化遗存的代表,在国内外有广远的影响。自宋以来,对其书法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比较而言,文学层面的研究欠缺。《西狭颂》文本研究始于北宋,文字写作受周边文学氛围的熏陶和边庭生活的影响,其思想性和文学性有着显著特点,后续影响和传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郭沫若手书之书写溯源及其书法定位

郭沫若书写启蒙主要来自父母、发蒙老师沈焕章和大哥的影响,启蒙教材是钟绍京《灵飞经》和王文治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同时受大哥写的苏字影响比较大。郭沫若少年时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临习过颜体、欧体、《兰亭序》等。中年之后研究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对书法的理解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郭沫若广泛地临习各种书体,广泛地向前人学习,书写在书体上多变,书信写作和书法创作尝试用各种书体,并且每一种书体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书法创作上可谓“通才”。50年代之后在融合各体的基础上,在行书和草书上慢慢形成比较稳定的风格,被称为“郭体”。郭沫若是大书法家,在书法创作方面成就巨大。     

石门十三品质疑

一、问:所谓的“石门十三品”指的是什么? 答:(郭荣章馆长回答,下同。)所谓“石门十三品”,通常是指《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二字、《晏袤释开通阁道碑》、《石门颂》、《杨淮表记》、《李君表》、《玉盆》、《魏王衮雪》、《石虎》、《李苞通阁道碑》、《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阁道碑》、《石门铭》及《石门铭小记》、《重修山河堰碑》。但也有将《岩然题名》和《宝庆     

试论《石门铭》的文学艺术特色

石门摩崖石刻精品之一的《石门铭》,在祖国书坛上,以其雄健妩媚而扬名千古、蜚声中外;被誉为“书中仙品”,“不食人间烟火”(康有为语)等等。这些颂辞,可以说它当之无愧。然而,笔者认为在赞颂研究《石门铭》书法艺术的同时,还应就其文字内涵,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否则,就有“沧海遗珠”之憾。因为“当时锈此摩崖的目的仍在于记事颂德,而非显扬书法”。《石门铭》“是一篇珍贵的史料”,“有很高的     

北魏平城时期碑铭略述(一)

北魏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太武帝《嘎仙洞祝文》和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三种石刻碑记,均为北魏政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时期的石刻作品,其所记内容和书迹不仅可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对北魏早期书法的研究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美人婵娟 明月流艳——汉《曹全碑》赏析

《曹全碑》刻于汉灵帝二年。明代出土,现存西安碑林。据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说:“碑初出时正缺一‘(口工)(因)’字,惟篆额佚不存。其字势俊秀,雅致,笔墨濡和清逸,行笔悠然轻松,是汉代分书圆笔代表作之一。” 看《曹全》,形象一点说,倘《张迁》是敦厚粗莽、率直可爱的黑旋风;《曹全》便是典雅艳丽、体瘦神腴的赵飞燕。同是圆笔,《石门颂》如野泽草逸,纵横雄放;而《曹全》则为大家闺秀,窈窕羞涩。故人称汉碑秀者无过于《曹全》。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宋代石门轶事补遗和考辨

汉中石门当褒斜道之冲,以汉魏颂铭而蜚声中外。两宋因金石学臻于极盛,骚人墨客多于此吊古刊石,抒怀发叹。尤其宋室南渡后汉中为四川宣抚司治,文武官员纷至沓来。石门周围修堰记事、游赏题名类刻石骤增。清倪兰畹《右门道记》碑:“来游题名几满,皆宋人手笔。”“南宋题名甚伙”可证石门石刻肇于汉魏而盛于两宋。 石门宋人题刻史料价值甚高,足资增补与考辨汉中地方史和宋人在汉中轶事,兹分述于后:     

汉《石门颂》在文学史文献学上的价值

两汉赋颂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度兴盛。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对此均有述录。从两汉到现今已去两千年上下,沧海桑田,兵燹水淹,而今谁要想看看两汉赋颂本来面目的文字,真似异想天开。然而,在对褒斜道石门汉魏摩崖石刻文字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这样一篇极为难得的东汉颂     

右江学者谱

李汉宁，1966年生，壮族，广西平果县人，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进修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现为广西右江民族师号艺术系书法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美学与高等师范书法教学，五种书体篆、隶、行、草、楷作品均入展过省级以上书法展。近年来在《艺术教育》、《艺术探索》、《中国硬笔书法》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要成果有：《书法创作如何表现主题》、《高等师范院校书法教育对策探析》、《对立统一的审美思想在书法中的运用》、《从“匀”和“变”引导人学生总体认识结体美》、《高等师范…     

试论石门摩崖研究的历史意义

陕西省汉中市博物馆陈列的以东汉,北魏摩崖为主体的“石门十三品”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资料。其中东汉时期镌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简称“鄐君碑”)、《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简称“石门颂”)、《右扶丞李君表记》(简称“李君表记”)、《杨淮杨弼表记》(简称“杨淮表记”)、三国时期镌刻的《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时期镌刻的     

合度端庄 通达流畅——启功先生《论书札记》学习心得

文章以《论书札记》为中心,阐释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关于书体与法度、用笔与结字、碑帖与墨迹等辩证关系的精辟论述,及其对发展中国书法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贡献,并提出"合度端庄,通达流畅"是"启体"最为鲜明的特色。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