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的研究

《汉代隶书的研究》之一:《杨淮表记论考》(1975年);之二《石门颂论考》(1976年);之三:《石门颂论考2 》(1980年);之四:《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论考》(1982年)等论文发表在东京学艺大学研究记要上。当然,发表这些论文之前,我并来访问过汉中,只是将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的拓本、印刷品放置在案首,进行观照、临摹;再通过阅读     

石门摩崖书法艺术散论

位于汉中市北二十公里的褒斜道石门摩崖久已闻名于海内外。据镌于东汉永平六年的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记,汉中郡守鄐君“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石门开凿时间距今已一千九百余年。以石门所在地昔有栈道飞虹、车辆频频之盛,又有群峰叠峦、银涛滚雪之奇,历代文人墨客至此而情动于衷,每每记事抒怀锈刻于摩崖之上。如此历代相延,在谷中留下东汉至明清石刻文字百余处。六十年代后期以修建褒谷水库     

《杨淮表记》书艺管窥

《杨淮表记》全称《汉司隶校尉杨淮,杨弼表记摩崖》,刻于东汉熹平二年,主其事者为杨氏同郡黄门卞玉,原摩崖在《石门颂》故址南侧。它纵高274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52厘米;八分书,共七行,行少自15字,多至26字不等,字径五至七厘米。其书受石势制约,竟无一直行。前五行向左下方倾斜,第七行向右下方倾斜;第六行包在其中,至下段自然消失。这种布局,形如楔子,重心偏高,形成动感,拓片远看大气磅礴,恰似高山瀑布,一泻千仞,颇为壮观。     

石门十三品质疑

一、问:所谓的“石门十三品”指的是什么? 答:(郭荣章馆长回答,下同。)所谓“石门十三品”,通常是指《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二字、《晏袤释开通阁道碑》、《石门颂》、《杨淮表记》、《李君表》、《玉盆》、《魏王衮雪》、《石虎》、《李苞通阁道碑》、《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阁道碑》、《石门铭》及《石门铭小记》、《重修山河堰碑》。但也有将《岩然题名》和《宝庆     

汉《石门颂》、《郙阁颂》的文化特征比较初探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148)镌刻在褒谷石门西壁的摩崖石刻,《郙阁颂》是东汉建宁五年(172)镌刻在略阳县(穴且)口的白崖,嘉陵江西岸峭壁上的摩崖石刻。书体皆为汉隶,都是我国著名的汉刻。现在这两方摩崖一个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一个迁到略阳县灵崖寺。至于它们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在金石学上的地位,素为历代学者和书法家们所推崇。然而,对这两方摩崖的文化特征有何异同?应作何认识?看法则不尽一致。研究这些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这两方摩崖刻石的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就这方面作点比较论述。     

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仕迹考评

《石门铭》是汉中褒谷石门“汉魏十三品”之一,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铭文记载了北魏正始、永平年间的褒斜改道和复通石门的经过,热情讴歌了羊祉疏请改道的事迹及主持工程的贾三德的品德和才干。文笔典雅生动,堪称古代铭文中的佳作。 《石门铭》中开篇记载了“褒斜重开”的缘起,称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首倡“重开褒斜”之举,在蜀道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试就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仕迹连同史书上对他的评价,一并做初步探讨。     

论《石门颂》的书法艺术

褒斜道自汉以后长期成为秦岭南北重要的一条通道。它不仅促进了秦、蜀地区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而且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在陡峭的石门一带,人们有的为开通或修复褒斜道而建立功绩者刻石纪功;有的刻石描写褒谷自然胜景;有的则留名题记……。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这些摩崖刻石虽然仅存百余种,但它们不仅是研究褒斜道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奇葩。其电汉魏摩崖刻石十三种世称“汉中全汉”,更是驰誉中外。在十三品中,汉刻摩崖八品,曹魏和北魏摩崖各一品,宋刻隶书摩崖三品,而尤以《石门颂》和《石门铭》对书法艺术界影晌深远。本文试就《石门颂》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试论《石门铭》的文学艺术特色

石门摩崖石刻精品之一的《石门铭》,在祖国书坛上,以其雄健妩媚而扬名千古、蜚声中外;被誉为“书中仙品”,“不食人间烟火”(康有为语)等等。这些颂辞,可以说它当之无愧。然而,笔者认为在赞颂研究《石门铭》书法艺术的同时,还应就其文字内涵,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否则,就有“沧海遗珠”之憾。因为“当时锈此摩崖的目的仍在于记事颂德,而非显扬书法”。《石门铭》“是一篇珍贵的史料”,“有很高的     

论《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

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石门颂》与北魏梁秦典籤太原郡王远撰文并书写,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石门铭》,堪称汉魏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本文试从比较美学角度将《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作一管窥,限于学识水平,舛误和疏漏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首先,从《石门颂》与《石门铭》书法艺术的笔画特征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笔的缓、急、     

小议秦汉刑徒与褒斜古道

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昔日褒斜道上的飞阁悬栈早已灰飞烟灭了,然而长达约五百里的褒斜古道上至今尚存的历历栈孔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如此浩繁巨大的工程、交通史上的奇迹,究竟是些什么人所创造的呢? 笔者今就这一问题及由此引起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望各位先生、学者指正: 据刻于东汉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     

浅谈《李苞通阁道》摩崖石刻的价值

《李苞通阁道》摩崖石刻,碑文两行(可辨十六字),记述魏元帝景元四年(263)荡寇将军李苞领工修褒斜道之事。该摩崖石刻虽寥寥数言,却是简明朴素的记实之作。它基本反映了当时修道的规模及其经过,对我们研究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及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 但是,该摩崖初镌于石门北口的峭壁上,因原址山崖崩塌,前人恐其泯灭,乃复刻于石     

海龙金汉文摩崖是近代伪刻

《海龙女真摩崖石刻》(以下简称《崖刻》)(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2期)一文,误将伪刻汉文摩崖认为是金“天德元年”的作品。实际上这处汉文摩崖是古董商邢玉人伪造的。从其中许多破绽和不合史实处可知。一、以前多次有人去调查,都没发现汉文摩崖石刻。吉林海龙的金代摩崖,在山城镇南的九缸十八锅山上,该摩崖是一个突兀的山石,无论女真文还是汉文,均刻于山石壁面,女真文在阳面,汉文在阴面,均明显易见。但     

初论《石门颂》与汉简书法之关系

汉《石门颂》本名《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是汉代摩崖、碑刻中的精品。古今书法家对《石门颂》书法艺术作过大量研究,但对《石门颂》书体产生的根源探究似嫌不足。本文试探讨其与汉代流行的汉简书法书体之间的联系,述一管之见以就教于金石书法界之同好。     

《北朝四史人名索引》脱漏增补

中华书局1988年版《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有脱漏人名。按《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89,2924页有“孙僧化、僧化”凡三处。《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卷91,1954页有“孙僧化、僧化”二处,1955页有“僧化”一处。僧化,系北魏时人,有传。(<索引》上册455页,四角号码2826。“僧”下,未见“僧化”     

石门瑰宝——十三品

石门位于今汉中市境内的褒谷南端七盘山下。自汉至清有摩崖石刻百余方,历经苍桑,相继散佚,至1970年修石门水库时,从中精选了十七块迁到汉中市博物馆,“石门十三品”就是其中之作,它是清代观石门摩崖者从中精选了十三种佳品而成说的,向为书家所称道。“十三品”书法艺术上溯东汉永平,下迄南宋绍熙年间,凝结了汉隶、魏体以及唐宋隶书之精华,堪称为书法     

是“轹古”,还是继往?——与《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一文商榷

(一)《淮阴师专学报》今年第一期刊登的《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以下简称《轹古》)一文,对明末胡夏客的《王昭君辞》推崇备至——该文由晋石崇定昭君诗“悲剧”基调作用的《王明君词并序》说起,列举了在立意上都属“石崇一路”,“渲染悲怆气氛,未见新意”的唐代李、杜等诗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离骚》“灵脩”臆说

《离骚》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又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又云:“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灵脩”一词,《离骚》中凡三见。王逸注谓:“灵,神也;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楚辞章句》)朱熹的说法同王逸基本相似:“灵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耗词以寓意于君也。”(《楚辞集注》)清代楚辞研究者亦认为:“灵,善也;脩,长也。称君为灵脩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灵脩者,大夫颂其君之词,即借以为称其君之词。”(王邦采:《离骚汇     

孔子教师论述评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爱老敬贤、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很早就将“君”和“师”并提,《尚书·泰誓》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礼记·学记》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把君和师放在同等神圣的地位。甚至“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学记》)     

北魏平城时期碑铭略述(一)

北魏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太武帝《嘎仙洞祝文》和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三种石刻碑记,均为北魏政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时期的石刻作品,其所记内容和书迹不仅可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对北魏早期书法的研究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