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道德经济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 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一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不仅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社会发展。道德不仅是行为规范,也是…     

从秦律看秦“吏治”的特点

有秦一代，提倡“吏道”，重视“吏治”，把对官吏的管理提到重要地位。为了强化“吏治”，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推崇“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极力凭借法律武器，将官吏的各项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铨任用、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封建职官制度开始法律化，并收到了一定效果。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有叛民而无叛吏”①即是证叫。从现自秦法制史料看：秦统治者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形容案律“无孔不入”，绝非夸大其辞。秦始皇行韩非之说…     

孔子教育思想系统观初探

辩证法要求人们从事物的整体与系统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孔子研究教育活动,从不拘于一点,眼光开阔,能通观其整体与系统,将教育活动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去考察.孔子关于教育作用的论述中就有德教与法制的比较,例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国教育史学家毛礼锐教授认为:“孔子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在政治、教育、道德这三者整体化的过程中,教育是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中介枢纽.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此外,孔子还提出过“庶-富-教”和     

沙湖学术信息

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也说“民可使由之章”》一文（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理论版）根据《郭店楚墓竹简·遵德义》之“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对上句作出全新的解释。《遵德义》全文强调要用“礼、乐”等德去引导民众，因此，竹简此句标点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于是《泰伯》章“使由”句标点宜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则为：“孔子说：对于民众，应该用（礼乐之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不久，彭忠德又发表《完整理解〈遵…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昙花一现的清朝“养廉银”

倘若没有一整套合理的监督机制,权靠官吏在丰衣足食后以道德自律,达到廉政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幼的幻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明亡的教训,总结了历代封建专制干朝的政治经验,在入关之初,对明朝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清以都察院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执掌对各级官吏的监察与弹劾,并可对皇帝进行规谏。都察院内设“六科”,分别对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监察;十五道,分别对各行省“巡分抚绥”,“澄清史治”,以为“天下之耳目”。除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布政使、按察使和提督学政,分别对地方民…     

发展农村先进文化与构建和谐农村的关系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使广大农村农民"有耻且格",构建和谐农村,就必须标本兼治,在法制逐步健全的当今社会,关键是促进农村文化内生先进,同时加大外部输入先进文化力度和新创的文化,共同营造出新的进步的农村文化环境.     

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法律制度的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遵从“古为今用”之原则，对其中的廉政法律制度进行考察具有现实意义。文中以历史朝代为序，从官吏选举任用、官吏考核管理、官吏监察监督、惩治贪污贿赂四个方面，力图比较全面地勾画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轮廓，愿其中的经验教训有益于今天的中国。这符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精神。     

西汉吏道简论

在西汉官吏选拔制度中,“吏道”(即由吏入仕为官)既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其他官吏选拔方式中的重要程序。宋人苏东坡认为,汉代官吏“出于郡县吏”。尽管此话难免有以偏盖全之嫌,但也基本符合西汉的实际。然而,千百年来,苏东坡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西汉吏道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抛砖引玉。     

试论中国古代的任官回避制度

中华民族自公元前二千多年起,就设官立制,“纳于百揆”,以便“经纬其民”。先秦的思想家进一步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阐述官吏在政治兴衰中的作用。任官回避促使官吏克尽职守,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的产生与演变 中国奴隶制国家组织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的。     

传统吏道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现实启迪

吏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概念,其本质是吏道观念系统对吏治实践规则的决定,是为政观念之主观见于为政实践之客观的认知与行为范式,是由一定的政治观念系统所决定的政治行为规范。传统吏道的内涵可从自然起源、历史演化与社会认同三个方面寻求依据。传统吏道包括“散点织锦”与“纵深分布”双层结构;吏道的具体运行轨迹主要有二：一是由表及里,二是由内而外。传统吏道具有四大特征：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平民化与精英化的对立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对立统一。吏道的内涵决定了吏道的结构、运行与特点,是吏道的核心。中国传统吏道对于现实社会具有启迪作用。     

关汉卿剧作中的清官

林彪、“四人帮”说清官比昏官更坏,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也违反人民心愿的胡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农民起义虽然“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起义免不了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结果依然是一个封建王朝在统治。 封建王朝是要通过封建王法及其执行者封建官吏来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只要官吏在王法的范围之内进行统治和剥削,不额外敲骨吸髓,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     

略谈秦的“以法治吏”

本文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从法律的角度考察秦基层官吏的选任、岗位责任、考核和赏罚情况，旨在说明“以法治吏”对秦历史发展的影响及“法”在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德的传统和以德治国

一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也是德治的基源 ,以德治国 ,中国特色 !《易经》“乾卦”《文言》云 :“群子进德修业。”《资治通鉴》亦言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都强调了德才兼备的仁德思想。《管子》言 :“德者 ,道之舍。”又认为具体事物是从“道”得来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 ,把德作为哲学术语 ,使德成为“道”的依据和归宿。《道德经》更认为“道生万物”、祸福相倚 ,宣扬尊母崇柔、自然无为。于是有了山之德、水之德等等 ,道德文章 ,千古流芳。《左传》强调“仁政”就是“德不失民”、“务德而安民”的“德政” ,是为以德…     

唐初无为而治法律思想初探

唐初统治集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一个统治集体。这个集团在法律思想上坚持。“德主刑辅”，而“德”的内容就是“无为而治”．其无为而治的法律思想在理论上表现为少欲少为．强调“君无力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在立法上表现为削除繁苛，务求宽简和统一律令，稳定律分；在司法上表现为严格治史，省饼官员，要求官吏各尽其职，守文定罪，皇帝不乱加干涉；同时指出，司法要慎狱恤刑。不可滥杀重刑。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是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总结历代衰亡教训的结果，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明主治吏不治民”:论《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

本文通过对《唐律》中官吏渎职罪的研究提示了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对官吏渎职罪的规定和惩罚是《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唐律》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属于官吏渎职罪。《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一般性的渎职罪和特定的渎职罪。在《唐律》中 ,官吏渎职罪的范围十分广泛 ,对渎职罪的刑罚是十分严厉的。但严刑不是唐朝立法者的目的 ,对官吏渎职罪的刑罚力求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罪”的原则体现了唐朝立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秦简中吏治思想的考察

本文根据秦简中的资料，系统地考察了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尚贤使能”的选吏标准、尚“五善”弃“五失”的官吏行为准则以及违反官吏行为准则的制裁措施，从中可以看出，秦简中的吏治思想几成系统。     

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所谓“人欲”,不外乎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事,是民众求生存、求发展、求富裕的基本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非与“天理”不相容。“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官吏,无论是讲廉政,还是讲勤政,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民众的基本欲望,顺民之欲,富民而治。要“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