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阐释

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王粲:《登楼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阐释,曾经在两个层次上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实绩。其一,中国现代新诗是西方近现代诗潮在现代中国的回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金发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但拓宽了诗歌主题,将现代艺术所关注的命题——诸如丑恶、死亡、虚无、恐怖等介入主题,思想内容更具有现代特征;而且还提供了与以往新诗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表现技能,即将波德莱尔等西方象征诗派所提倡的“发掘恶中之美、强调色彩的表现力”等艺术表现手法借用并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赋新诗于新的变化和生机,开创一代新的诗风。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台湾新诗六十年的历程及其特殊贡献

台湾新诗从来就是一座重镇，在中国新诗乃至世界华文新诗地图上均占据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新诗中，做出了下列特殊的历史贡献：丰富了中国当代新诗表现生活的空间；在“文革”期间，台湾新诗更是填补了中国当代新诗的大片空白；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台湾结”与“中国结”的对峙方面，有自己的特殊经验。     

唐宋词中流行的“季节病”——谈词中“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

在唐宋词中所出现的春与秋,不是“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陶渊明《移居》),词人们似乎都在生“病”——“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的“季节病”。本文探讨了这种“季节病”的“病因”和“病症”。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试论《死水》的建筑美

一闻一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卓越的学者和伟大的民主战士。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创造期是短暂的。然而,在“五四”以来的中国诗坛上,闻先生在新诗格律方面的探索,对我国的新诗理论建设,却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五四”以来,自由诗的开创,打破了传统旧诗的格律,对于诗体的大解放,可谓厥功甚伟。同时,一些半文半白的“尝试”,分行写成的散文,尚带旧词痕迹的新赋充溢诗坛,这些诗,大都偏重感情的流淌,很少加以形式的节制,基本上是一些随意走笔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论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上)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是一个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转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他以爱国情思为凝聚点,以追求诗美为驱动力,在新诗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如深化爱国主义主题,建立新诗的民族风格,变革新诗的艺术形式,开拓新诗的表现手法,创立中国的新诗美学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革新诗歌的价值观。闻一多充分肯定新诗的审美价值,努力将新诗“纳入艺术之轨”,对于拔正新诗的“迷途”,探索新诗的“前途”,使之得以健康发展,无疑发生了至今仍然令人瞩目的深远影响。     

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典型篇

在诗歌领域 ,诗歌的艺术至境也是多元的。中国传统诗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对诗歌创作体式的影响十分具体 ,借用“典型”一词来概括赋体诗之艺术至境 ,可以充分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赋、比、兴”与文化思维

“赋、比、兴”,通常人们仅把它们看作是诗词的创作手法或修辞手段,这是不全面的。它言情达义的超凡能力,应是中国文化内质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超出艺术思维的范围,进入社会交际领域。构成其成为文化思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赋、比、兴”在诗词创作中的价值体现,说到底是此种文化思维的洽切应用。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论小诗:一个批评的范例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建构的重要型态,“小诗”的写作不仅是新诗这一体裁本身的“历史”,它更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而歧异的思想状态和主体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小诗”的命名是和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相关的,周作人从译介日本诗歌中发展出“小诗”这一诗学概念。“小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岐异又激烈的思想状态以及寻找恰当的主体表达方式所致,也是早期新诗内部发展机制的需要。对于“小诗”的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小诗”的诗学特征,二是小诗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小诗与国际诗坛的关系。“小诗”作为早期新诗中的一种范型,从流行到衰落,集聚了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产生之初的诸多话语特征,对于“小诗”的批评,不仅源于早期新诗的自我设计和想像,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