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应当坚持文学历史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达到文学自身的历史和历史整体性下的文学的统一.其具体内涵则是文学本位立场、民族文学立场、社会文学立场三者的辩证融合.     

历史文学的叙事性与历史性

从文史沟通的角度,把历史文学统一到追问生活意义的叙事本体论上,把握历史文学背后的历史意识取向,是理解和评价历史文学的关键。历史文学是叙事塑形艺术的一种,其基本内涵就是既占有史料又参照生活的故事新编和文学书写。历史事实本身已然逝去,“回到过去”的追踪固然可嘉,历史文学也不排斥去占有史料、辨析渊源的基本工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文学的书写的立足完全在于当代生活,历史意识是历史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书写在历史意识和当代立场方面存在着不少缺憾,不少作品流于历史主义。     

论文学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历史是文学的重要源泉,文字生动再现历史,历史与文学结合互相促进历史教学。本文从诗词、歌曲、影视、小说、对联等文学形式中探索历史,是学科综合教学的需要。     

诗与史的对话——谈文学的历史维度

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文学中的历史维度有两层含义,狭义的历史维度要求文学中描写的历史必须和历史一致,追求一种＂实录＂精神;广义的文学历史维度要求文学的内容具有一种历史理性、历史精神,允许作家虚构,用艺术典型化的方法反映历史内容。历史内容进入文学作品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历史的艺术化,历史的理性,美学的和历史的相统一。     

历史文学翻译的规范问题

历史文学主要指讲述真实历史、内容有史可稽的文学作品,它与纯文学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史实和史料为依据,后者以传说和虚构故事为基础。历史文学作品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的双重特点,并因其史学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而为读者喜闻乐见。历史文学翻译不仅具有文学翻译的一般共性,还具有史学翻译的具体特性,主要表现在译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学术性两个方面。历史文学的翻译问题,也大多与此有关。本文根据历史文学作品的特点,通过内容、文体、专名和相关术语的译例分析,来说明历史文学翻译的规范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在上述四个方面对译文加以规范,历史文学著作的翻译质量才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试谈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海登.怀特(Hayden W h ite)是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并将文学性与历史性两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其文本性与文本间性研究为我们审视文学、理解历史、把握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等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观念与新视角,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文学的自我超越——前苏联文学70年艺术流变论略

70多年的前苏联文学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理想激情的艺术岁月、纪实批评的文学年代、理性哲思的创作时期。不同时期的文学,人性特征鲜明,艺术路径清晰,文学呈发展态势。通过描述苏联文学的艺术流变,反思苏联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超越。     

"历史"在叙事中复活--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走向

历史文学叙述行为有其自在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学对历史真实、文学真实、艺术假定、虚构限度等的特别强调。论文主要从作家叙事理念入手,探讨80年代小说叙事变革以来,当代历史小说叙述形态的变化,以及历史文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范型的。     

文学虚构与历史再现——从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看历史建构之维度

海登怀特是叙事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着重关注了文学与历史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作为一种横跨历史与文学的创作样式体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互渗。文章主要借助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通过对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的分析,从意识形态、美学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建构的维度,继而展现个体记忆取代官方记忆,小写历史取代大写历史,多元异质声音共存的后现代史学特征。     

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哲理思索——试论小说《皖南事变》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的突破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我国革命历史文学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在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革命历史文学常常沦为政治的奴仆。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文学虽还存在着老化、僵化和模式化的问题,但已有不少有志于革命历史题材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英美新批评的历史维度

英美新批评并非只有美学的观点,没有历史的维度,只不过其论域中的"历史"是形式化或文本化了的历史,是形式视阈中窥见和拼接的历史。新批评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关注,彰显了文学的自律性一面,纠偏了庸俗社会学文学研究的历史实证主义面相,然而却矫枉过正,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庸俗社会学研究混为一谈,不仅强调形式对于社会历史具有自足性,而且申明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和还原回去的形式对于文学的第一性,终究只是一种否定了社会历史对文学形式的最终决定作用、文学形式是社会历史综合作用的产物的唯心论。不仅如此,新批评的文论观由于认为文学的功能不是揭示社会历史的问题,相反社会历史的问题都在文学的形式中获得了最终的解决,因此沦为一种意在屏蔽和调和社会矛盾的自由主义保守文论。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的历史省思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应调整认识这一关系的路径和视角,重新认识70年来苏联文学的历史遗产,正确看待世纪之交的“当下俄国文学”,正确认识20世纪末中国兴起的俄国文学热。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由“孔门四科”到“大文学观”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依附于西方观念,而与本土的文学历史、精神资源产生了严重的错位,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强项、精髓在概念的舶来、转换过程中忽略、稀释了。杨义先生的《读书的启示》一书,就是在此种文学语境下,力图从文学与文化、文学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宏大视野出发,重新描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将纯文学观下被遮蔽的文化历史、情感体验、民族风俗、地理谱系等重新揭示出来,体现出了重写文学历史的学术自觉和研究高度。     

关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功能论

新历史主义恢弘的文化视野和新颖的批评方法,向陈旧僵化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和后结构形式主义批评发起了挑战,在英美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新历史主义接受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将文学置于一定历史范畴进行说明的基本前提,但它反对将历史仅作为文学的背景和反映对象而将文学看成历史的附带现象的做法。它认为,文学与其背景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同时涌动的动态关系。它把文学看成是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结合部,认为文学参与意识形态的形成、文学对意识形态起着能动的影响,这一关系见之于颠覆与抑制的二项对立。     

叙事:历史话语的结构性文学因素——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一个基本理路

通过比较古今中外理论家对历史话语文学性的研究,发现历史话语有两种文学因素:装饰性文学因素和结构性文学因素.历史话语的装饰性文学因素属于一般修辞学的范围,是历史话语的一种外在点缀;与之不同,叙事作为历史话语的结构性文学因素,在一个历史话语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构成性作用,它是历史话语最基本的生命形式.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所谈论的历史话语的文学性即着眼于后者,这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理论的一个基本思路.     

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叙事与文学

"历史"和"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现当代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概念上看,历史是虚构,历史是方法,历史是当下,历史是建构。从叙事过程上看,历史叙事是情节编织和符号系统。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看,历史与文学都是一种语言虚构,历史叙事对文学创作、文学效应对历史叙事具有双向的意义。     

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

历史是文学的矿藏,文学是书写着的历史。文学主体性回归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探寻“历史理性”与实现“人文关怀”之间,获得了一种动态平衡的张力;从而实现了“五四”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复归,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着多层面、多元化的方向开放与包容,表现出一个时代完整而成熟的风貌。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