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模式:陆贾与汉代国家民族治理的理论奠基

作为汉帝国国家理论建构的第一人,陆贾在汉初对南越王国的两次出使,开创了汉代民族政治学的"南越模式",即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理论为基础,以"拜爵封王"的羁縻政策为中心,以朝贡与恩赐为权利义务,构成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王国之间的外部关系的联系纽带。此一理论与实践,成为其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南方地区民族政治问题处理的基本样式,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治学发展与民族关系史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解构与中日关系的现实重构

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三次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古代东亚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在日本试图构建并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内,中日关系是以"应战—挑战"为基本模式的"被侵略—侵略"关系。美国在粉碎"大东亚"构想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主导了二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旧金山体制迄今为止仍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并规制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六朝诗歌艺术的嬗变轨迹

六朝,从公元三世纪初到七世纪初,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组合的时期,又是中国古典诗歌发生巨大嬗变的历史阶段,诗歌艺术取得了光辉成就,其多种轨道或多种走向为唐诗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184)开始走向动乱,到隋灭陈(587)南北再次统一,中国除了西晋不过三十年的短暂统一,将近四个世纪中国一直处于地方割据状态,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更是田园荒芜,人口锐减,无复旧观。六朝分裂的根源,既是当时社会上诸矛盾(阶级的、民族的、封建集团内部的)日益激化的结果,也是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停滞不前、逐渐演变为腐朽的烦琐经学,声望扫地,儒家思想统治地位不断削弱乃至总体崩溃的结果,从而彻底打破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下观的消解与民族国家观的构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东北亚丝绸之路视域下勿吉、黑水靺鞨与渤海的对外交通

南北朝时期,入主三江平原的勿吉(沃沮)多次朝贡中原王朝,形成了一条自三江平原至和龙(今辽宁朝阳)的朝贡道。之后勿吉的活动地域进一步扩大至松花江上游,终形成了勿吉七部。唐朝政府通过设置黑水都督府,用以统辖黑水靺鞨并管控自渤海上京龙泉府而北的黑水靺鞨道。黑水都督府的建置是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实行羁縻统治、节制渤海国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将唐文化远播黑龙江中下游。渤海国则通过营州道和朝贡道,全面系统地吸收和引入了盛唐文明,使渤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呈现出与唐朝"疆里虽重海,书车本一家"的局面。     

略论晚清外交体制近代化的递嬗

传统的朝贡体制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套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历了由朝贡体制到条约体制再到近代外交体制的递嬗.一方面,反映了晚清逐渐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的外交体制渐次进入了近代化的范畴.     

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分裂时间为一千二百多年。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积淀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至封建社会"谢幕"之清朝时期达到"大团圆"的鼎盛,为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厚赏与羁縻:论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贡赐关系

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甚为密切,贡赐关系成为维系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特定形式。明王朝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朝贡制度,以达到有效治理藏区的目的。藏族地方进贡当地土特产,贡马尤其受到明廷的重视。中央王朝对藏族地方僧俗首领及其所遣使臣入朝,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其赏赐,一般都远远超过其所贡物品,赏赐中茶叶最为重要。贡赐关系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功能。明王朝通过经济上的贡赐关系,显示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确立其对周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耶律阿保机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耶律阿保机出生于契丹最强大的迭剌部耶律家族,具有宏伟的政治抱负以及杰出的军事和领导才能,在中原王朝衰落,草原霸权分裂的历史机遇面前,他顺应契丹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形成和实践了广土众民之志、化家为国、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等民族关系思想,缔造辽王朝,基本统一中国北方,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融合和进步。阿保机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现实性和先进性等特点,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三论“国家-民族”关系——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

十九大报告关于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的论述,为"国家—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世界上现存的对立、融合、并存、连接等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梳理,深入探讨民族—国家关系和民族—民族关系的实质和潜在危险。"民族-国家"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一族一国的狭隘的民族国家关系,容易导致极端的民族分离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关系发展的趋势所向,但是,必须警惕民族同化、民族"大熔炉"、民族"大拼盘"等思想。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必须找回"国家"在民族国家关系中的主导角色,将"国家"置于"民族"之上,在历史新常态下对国家-民族理论进行深入思考。     

三国时期东吴、辽东与三韩关系探略

两汉时期,随着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同时开辟了经印度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三国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更加密切,不仅有曹魏与邪马台国的交往,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和江东孙吴政权也展开了积极的对外往来。本文试就辽东、三韩、东吴三边关系作初步探讨。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文化选择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东西文化的交融与互补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东西文化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向发展中的东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启蒙策略、革命策略与退守策略三种文化现代性的建设方案.它们彼此冲突又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复杂的历史状况.文化东亚的客观存在,使得中国及日本、朝鲜和韩国等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东方文化发展道路上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深入研究与探讨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现当代性之路也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字和汉籍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主动去吸收这些在生活中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的深奥的汉文化思想？这是过去东亚汉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汉籍与“马”的传承关系出发对日中两国的史料进行钩沉后可以发现,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东亚各民族正是通过诸如《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体会到汉字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迈出了学习儒家经典、积极输入汉字文化思想的重要一步,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主的文化圈。     

何谓“东亚”?——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

"东亚"概念的形成是与西方现代历史的自身演变及其对东方的殖民化过程密切相关的"现代性事件",这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已被提及。但要理解"东亚"认同的基础及其历史内在性,仅仅将概念本身置于西方普遍主义叙述背景下是远远不够的。从近代中日韩三国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所形成的文化心态与认同机制来看,"东亚"自身的想象不但与"西方"的崛起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关联又与"东亚"内部的政治地图与秩序安排的重组并行。因此"东亚"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交错相关的过程:一个是周边地区在形成自身的民族国家轮廓时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过程;另一个是所谓"东亚"内部的相互"殖民"和"被殖民"的过程,甚至还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过程。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战后东亚地区冷战格局的形成及特征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帝国的垮台为东亚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国际大格局,朝鲜战争是一场由内战而引发但带有地区性战争特点的两大阵营之间的热战.在这5年间的东亚政治格局演变形成过程中,多种类型的国际关系交错并存,国内政治斗争同国际关系密不可分,参预国众多且差异较大等特征,使东亚地区成为冷战时代的热点地区,也是全球冷战时代结束而东亚地区步入后冷战时代的要因.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论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以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对朝、对清交涉为主线

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东亚国际关系从前近代性向近代性过渡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日本首先尝试对这一秩序作出调整,与中朝两国相比,日本吸纳了西方条约体系,主动挑战旧有的东亚秩序,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完成对朝、对清交涉为目标和手段,从多个层次完成了自身的外交近代化转变,同时也促使中朝两国对东亚外交政策作出了调整;近代日本在羽翼渐丰后,遂以欧美列强的方式对邻国实施侵略扩张。     

中国与东盟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变化的实证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于2002年正式启动,这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一次飞跃,也是东亚经济整合的重要举措。文章分析了两者比较优势的发展状况,认为中国应与东盟国家在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方面积极协调,努力促成二者双边贸易从产业间到产业内贸易的转变。     

东亚共同体建设:欧洲一体化经验借鉴与中国战略

东亚复杂的现实决定了东亚共同体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亦存在制约因素。欧洲一体化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在合理的选择目标和发展道路、坚持制度建设与创新、协调区域内外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欧洲一体化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与选择性的借鉴不无裨益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在参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博弈过程中须在全面审慎权衡的基础上,在倡导东亚合作框架新思维、把握好东亚共同体建设进度、妥善处理中日关系、稳定周边安全形势、消除各国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恐惧等方面准备理性的应对,建立稳健、清晰和长远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