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牧民定居政策实施效果与完善研究——基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个定居点的调查

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实现定居是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牧民定居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牧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动牧民实现产业转移,促进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但牧民定居点建设面临建设资金困难,牧民自筹压力大,草料地不足,生产方式转变难,定居点建设缺乏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采取综合推进措施.     

天祝藏族自治县城镇化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目前我国城市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发展并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本文依据实地调研资料,对目前天祝藏族自治县牧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因素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目前天祝藏族自治县城镇化率较低,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不均衡;第二,种植结构的单一、收入水平的低下以及牧区农村普遍较低的人口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牧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能力.第三,牧民到城镇定居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解决牧民到城镇定居自筹资金的压力.     

新疆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对比分析

游牧定居已成为各牧区的发展趋势。该文通过入户访谈法、层次分析法对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进行对比评价,得出集中定居和插花定居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定居的社会效应高于插花定居,插花定居生态效益高于集中定居;提出通过减轻牧民自筹资金压力,加强迁出地生态保护等措施,为霍城县牧民定居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新疆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关系比较研究

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实施重点都是在自然生态条件恶劣、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改善生态环境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的。但二者在定义、动因、措施、意义方面又有所差异。牧民定居工程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牧区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生态移民的核心目标是应对生态危机引发的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移民的中心任务放在迁出地与迁入地生态环境的建设上,重视安置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后续产业发展,力求摆脱生态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牧民定居工程侧重于使定居点成为牧区二、三产业及农畜产品集市等发展的基点,积极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只有深入系统地厘清它们的关系,才能更有助于两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     

定居化后藏族牧区教育、家庭及社区面临的新困境——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牧民定居"政策在藏族牧区实施以来,极大地改善了牧区基础教育的面貌和条件,为牧民子女入校就读,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提供了方便,牧区基础教育呈现非常喜人的局面。然而牧民定居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定居后的牧民群体面临着诸多的适应问题,由于现代知识的匮乏、城市生存技能的缺少,很多定居牧民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城市游民,牧民家长的生存问题自然威胁和影响到在校子女的学习和教育,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本文通过对甘肃省玛曲县寄宿制藏族小学及所属社区、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反映"牧民定居"这一特殊条件下藏族牧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以期更多专业研究人士和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此课题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探讨。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四川牧民定居后的增收路径探析

［摘要］四川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已近尾声，目前大多数牧民已住进定居房，定居点的公共设施有了极大改善，道路、水电、广播、电视、通讯等硬件支撑基本都能满足定居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定居后的产业发展是实现牧民“定得下，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的关键，由于牧区先天区位劣势、传统观念落后、传统产业转型慢等因素制约，牧民缺乏增收致富的渠道，增收难问题突出，这是定居点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态经济视阈下的游牧人口定居研究——以甘南牧区为例

阐述了甘南牧区概况,从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角度,分析了游牧人口定居的必要性,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分析了定居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适宜游牧人口定居的模式选择和机制研究,它有利于甘南牧区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

牧民定居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在藏族牧区推行的主要惠民政策之一,但定居的方式、规模等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果洛州大武镇有扶贫、定居、移民三种不同牧民定居模式,各具特点。牧民定居是个复杂问题,牵涉到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用"生态移民"一言而蔽之。此外,应从多视角具体分析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化,未必像一些学者坚持的那样,是游牧文化的终结,相反,可能是一种新的游牧生活的肇始。     

关于哈萨克牧民定居问题

尽管新疆牧民定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受牧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资金投入等因素制约,牧民定居整体水平较低,牧民生产方式还没有根本变化,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新疆还有16．89万户,60％的牧民仍然处于游牧或定居后有房无地或有地无水状态。本文在对新疆牧民定居水平进行评价和回顾定居进程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牧民定居的经济社会效应,并对牧民定居可能带来的一些不确定后果进行了探讨。     

基于产业调整的内蒙古牧民增收问题思考

由于畜产品的经营性收入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牧区畜牧业发展的缓慢就成为制约牧民增收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制约牧区畜牧业发展的因素,提出内蒙古牧区产业调整的方向。     

内蒙古现代畜牧业发展主导模式选择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畜牧业组织模式的分析,把畜牧业组织模式分为畜牧业经济体制、畜牧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技术水平、分配机制四大模块。力争摆脱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发展相对滞后,草原牧民经济和社会地位边缘化、牧区畜牧业产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困局。笔者认为畜牧业组织模式变革是牧区市场化改革的核心环节,内蒙古牧区畜牧业发展应选择牧民合作制企业作为主导模式。     

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草原的日益退化，牧民的生存和发展形势严峻，牧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并在我国许多牧区开始实践。该文对牧区生态移民的成因和途径做了初步的探索。我国牧区人口已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许多牧民已经丧失了基本生产生活资料——草原。草原封育需要牧区进行生态移民，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牧区生态移民；政府要用宏观、开放的视野指导牧区生态移民，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解决这一问题；向牧区未利用草原移民；改革牧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牧区的第二、三产业，为牧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轻向系统外移民的压力；向农村和城镇转移，实现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向系统外移民。     

现代蒙古族传统家具发展的因素解析

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以及国家对牧区定居政策的实施,使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牧民居住环境及家具随之改变.通过对蒙古族传统家具特征的研究,分析出蒙古族家具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蒙古族家具的演变与发展,具有极高的价值.从而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寻找理论的依据.对保护民族和地方特色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

针对新疆实施哈萨克游牧民定居工程过程中仍存在的牧民生态意识不强、垦草开矿、超载放牧、过度发展旅游业等现象,指出哈萨克游牧民族定居工程建设发挥着草原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作用,提出应转变牧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定居牧民生态意识的自主性,为牧民定居和生态草原建设提供行动准则和法制约束等措施。旨在构建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     

论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牧

自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牧区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其标志性工程有家畜品种改良、牧民定居化以及近年来的城市化、市场化等一系列措施。但今天我们通过田野工作考察牧区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发现牧民既没有进入彻底的现代化生活,也没有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是不断徘徊在变与不变的边缘,这样的徘徊在消耗了大量社会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自然生态资源。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反思牧区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对牧区将来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案例分析。     

由匕到箸:青海湖牧区历史演进中的饮食、餐具及文化共同体

极地高寒的青海湖周围是天然的草原,牧业生计和草原饮食是其社会标签和文化符号,但其并非固定不变。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环湖地区族群不断演变,牧民食物从奶、肉、青稞炒面到蔬菜、水果,饮食种类日多;进餐工具由手到匕,由匕到箸,食具日益丰富。牧民的定居和合食制的兴起,以及饺子、面条、炒菜等端上餐桌,使筷子成为牧区最主要的进餐工具。环湖地区和边疆牧民融入筷子文化圈,表征着中华文化符号在牧区社会的弥漫以及牧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一个“成功"游牧民定居工程背后的资源困境

游牧民定居工程被视为改变牧区靠天养牧、加速牧区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重要举措而广泛实施。 游牧民定居工程迅速且深刻地改变着草原牧区的自然、社会及经济形态,同时也改变了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时空尺度。 在“成功冶的定居点,牧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且对天然草场的利用减少;但是,对比相邻的村庄发现,其“成功冶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外部资源输入,包括草场、农田和地下水等。 而从区域的生态环境来看,这种“成功冶模式并不符合当地干旱地区的生态特征,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生态破坏。 因此,游牧民定居工程应该从区域生态特征出发,对类似“成功冶模板的推广更加谨慎。     

家庭经营的牧民 ———锡林浩特希塔嘎查调查

草原牧区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传统的牧区被定居和草场的不断细分所代替;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牧区人口开始迁移到牧区之外。随着草场的退化,政府在草原牧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缓解草原的压力,如休牧禁牧、草畜平衡。人们经常将这些牧区的变化看作是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希塔嘎查的调查表明,许多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人口资源压力下的唯一选择。如走场制度的被放弃主要不是人口和牲畜增加的自然结果,而是畜牧业经营单位被缩小的结果,因此希望通过减少牧区人口,从而减少牲畜,并最终改善草原环境的政策也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     

四川藏区牧民定居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甘孜藏区的个案研究

目前四川甘孜藏区,提出了“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建设”等发展战略。完成了“帐蓬新生活和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和正在实施的“9＋3免费职业教育”、“农牧区医疗卫生建设”等“三大民生工程”的规划和战略等,对甘孜州整体民生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加强甘孜藏区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牧民定居新生活政策更加完善,发展产业,拉动农牧业发展;牧民定居点效能,乡村新农村建设等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理论,充分把民族地区优势的物质资源和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结合四川省委、省政府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牧民定居新生活,结合2011年11月中共甘孜州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生态甘孜,和谐甘孜,幸福甘孜”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甘孜藏区新农牧区发展的具体特征和要求,研究完善甘孜藏区农牧区牧民定居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