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司法解释中并罚数罪的类型及其反思

刑法理论通说采取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认定数罪的依据并不合理,并且方法上缺乏实证性。以刑法司法解释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笼统地采取构成要件标准说会导致一行为构成数罪的不合理情况。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中并罚的数罪可分为一行为的并罚和数行为的并罚。前者主要存在走私罪、非法采矿罪和事故类犯罪中;后者包括同种数罪的并罚和异种数罪的并罚。司法解释关于并罚数罪的立场表明,刑事政策大量渗透刑法规范,导致并罚的数罪的标准缺乏统一性。基于刑法行为规制机能的考虑,应当注重规范评价不背离客观事实的刑法自然主义立场,取消并罚数罪中的特别规定,数行为侵犯同一法益时应当按照一罪处理,基于刑事政策考虑的数罪处理应当结合犯罪行为的具体构造区别判断。     

论连续犯概念的存废--以法律效果为视角

连续犯的处罚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直接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即可,而排除连续犯的概念,以同种数罪论处,在处罚实际效果上差异甚微.作为连续犯法律依据的追诉时效的规定纯属多余,仅依时效中断的理论就能确定,且更为合理.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制约,连续犯的既判力及于事后发现的部分犯罪行为,容易使行为人避重就轻地脱罪,也使这一概念广受非难.此外,这一概念存立的诉讼经济意义也非常有限.因此,连续犯的概念应予废除.     

同种数罪应否并罚新探

刑法学界对同种数罪应否并罚的问题存有较大分歧.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论者忽视了同种数罪与异种数罪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本质差异.同种数罪罪过的同一性,决定了行为人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性质上的单一性;而异种数罪罪过的相异性,决定了行为人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多重性,相互间具有质的差别.两者罪过的此种差别,使得异种数罪并罚而同种数罪不并罚具有科学合理性,有利于刑法公正及目的的实现.     

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     

论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是规范责任论的核心,而规范责任论是当今西方刑法学中居支配地位的责任理论,因此,期待可能性理论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承认和采纳。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提出了挑战。但我国刑法实践不能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庸俗化,而应批判的继承。     

刑法中公务犯罪主体概念的演变

文章回顾了我国刑事立法中关于公务人员犯罪主体的规定,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六个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有关界定公务犯罪主体的具体方法,探求1997年新刑法中相关规定的立法渊源。重点考察1997年新刑法对公务犯罪的规定体系,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归纳新刑法在对公务犯罪主体进行界定中所体现的二分法的特征。      

论强奸罪主体的扩张

文章从考察现行刑法对强奸罪主体的规定与现实中强奸罪主体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出发,运用人权理论、民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论论证强奸罪主体向女性和丈夫扩张的依据,并就强奸罪未来的立法如何进行主体的扩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误区及对策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学界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公认 ,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得到承认和采用。我国刑法学界已开始涉足该理论 ,但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前提、法律性质及法律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针对以上情况 ,应结合我国现有刑法体系及刑法理论的特点 ,对西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批判地借鉴     

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完善我国刑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自产生以来,经过不断地发展完善,已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的承认和采纳。近年来,我国刑法界已开始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研究,但尚未深入。本文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渊源进行简要论述,对期待可能性理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的阐述,提出要合理借鉴该理论来完善我国刑法。     

数罪并罚之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及立法完善

数罪并罚使用的限制加重原则 ,是指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 ,然后以其中最重的刑罚为基础 ,再加重一定程度的刑罚 ,作为应执行的刑罚。或者是在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 ,数刑相加的总和刑期以下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 ,但最高刑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限制加重原则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但刑法第 6 9条的规定显然采用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的适用 ,克服了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的弊端 ,对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立法的不完善 ,学术研究的混乱。使得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处理往往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立法…     

风险社会下公害犯罪之抽象危险犯

在比较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基础上,探讨抽象危险犯的特征、设置抽象危险犯的价值以及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的问题。认为:随着风险时代的到来,公害犯罪成为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为实现对公害犯罪的有效防控,中国刑事立法应加强风险刑法的立法与实践,系统引入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并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等犯罪行为设置为抽象危险犯。     

论新刑法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适用

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条件从原来明文规定的5种犯罪修改规定为8种犯罪,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8种犯罪。但在对刑法条文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可以发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并非只对该8种罪名负刑事责任。其中,第一,关于故意杀人罪,应当包括：（1）由于刑法条文特别规定而成立故意杀人罪的转化犯;（2）由于刑法条文特别规定而使故意杀人成为特定犯罪的结果加重犯。第二,关于强奸罪,应当包括奸淫幼女罪。第三,关于抢劫罪,应当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但关于贩毒罪,则不能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公害犯罪之过失认定

近年来，我国各种领域的公害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公众权益与社会秩序。这些公害事件多为过失引起的，传统过失理论的不足是导致公害犯罪打击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害犯罪在主观方面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难以认知性等特征，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新新过失理论相比于旧过失理论和新过失理论对于公害犯罪的打击更有针对性。此外，针对公害犯罪的独特性，还有必要在公害犯罪的过失认定中设定相对灵活、具体的注意义务与注意能力判断标准，以应对公害犯罪打防之需要。     

论反垄断法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理论上,反垄断法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反垄断法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反垄断违法行为之发生、损害之存在以及过错等;实践中,各国(地区)反垄断法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的选择上并非完全一致。同时,反垄断法损害赔偿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也存在差异,因而不能依据民法主张反垄断法损害赔偿。     

论共犯关系之脱离

共犯关系之脱离可发生于共同犯罪关系存续的所有期间,包括犯罪既遂之后的阶段.成立共犯脱离不要求脱离具有任意性或取得他人认可,但需要脱离者向其他共犯表明脱离的意思,并有效地消除其行为对其他共犯的行为及结果的因果力,以实质上解除共犯关系.对脱离者原则上应按未遂犯论处,但是持间接故意,以及在继续犯、接续犯、连续犯等事实行为可以分割评价场合的脱离者,也可成立既遂犯或者不构成犯罪.     

公路涉路犯罪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公路涉路犯罪行为日渐增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传统的路政管理手段在打击公路涉路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手段明显滞后,而我国刑法在公路涉路犯罪方面的规定又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专门的公路涉路犯罪司法解释,以完善对涉路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挑拨防卫的几个问题探析

挑拨防卫在刑法理论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它表象上与正当防卫有相似之处,我国刑法理论一般简单地认为挑拨防卫属于故意犯罪,显然有失偏颇。如何正确理解挑拨防卫与正当防卫的关系、挑拨防卫中双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以及罪责,对于研究正当防卫和其他一些刑法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刑民分界探析

判断某一民事违法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除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判断标准外,要衡量多种因素,如国家需要、法制文明、刑法成本、社会效益等因素。民事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不完全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而带有一定交叉关系,也就是刑民分界关系并非非此即彼。将一个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上被评价为犯罪行为后,并不能因此在逻辑上推断其丧失了民法上的评价必要。     

交通肇事罪中两个"逃逸"含义的新解读

加重处罚肇事逃逸的目的是保护初次及后续事故中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法益.除能证明不救助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外,肇事后不救助伤者以及不清除肇事形成的路障导致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均应认定为肇事逃逸.逃逸致死既包括不救助初次事故中的伤者致其死亡,也包括肇事者不清除路障引起后续事故致人死亡.成立肇事逃逸和逃逸致死不以逃逸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肇事仅致一人伤害后不救助导致死亡的,应认定为逃逸致死;单纯逃逸的只需评价为逃逸致死,积极移置型逃逸升高了伤者死亡风险的,成立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两大法系贪污罪立法评析

外国刑法中虽然对贪污罪也是从严惩治,但英美法系或者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法系国家,其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也未必一致。对外国刑法中的贪污罪做出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对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加以反思,进而使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