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多元文化课程的社会政治基础比较

作为多元文化课程的社会政治基础,美国社会基于种族性少数族群的白人至上主义,对少数族群语言权和群体代表权的忽视与限制、对民族性少数族群自治权的剥夺等,必然会反映在课程中,导致课程理念的混乱与课程实践的纷争。基于民族性少数族群之上的我国多元文化课程,具有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不可盲目追随美国模式。     

移民、资源竞争与族群冲突

不管是国家整合过程中的政策性移民,还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自发性移民,多数族群向少数族群聚居区的迁移对该地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冲突,而且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产生资源竞争并可能诱发族群冲突,由此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因此,每一个具有移民现象的国家,政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尊重当地文化、情感和需要的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形成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战后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社会的需要导致移民的涌入,进而引发澳大利亚社会出现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推崇多元文化主义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在"白澳政策"被废止后,作为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处理族群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基本国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变化与完善。针对全社会,其主旨是将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为前提,不分民族与文化背景,尊重全体澳大利亚公民的平等和自由等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     

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族群”概念及其社会意义

对公民权利异质性的发现,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移民、少数民族的族群成员与主流文化成员的政治诉求存在差异。"族群"概念补充到政治哲学的思考中,将有利于思考不以平均主义为前提的社会正义。考察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关于族群概念的观点,分析族群概念在考虑正义问题时的建设价值和其在论证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并讨论族群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有重要启示。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探微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呈现如下特点:疆域分离、极力恢复重构,接受变更、试图融入重构,融入失败,致力自主重构。缅北跨境民族之汉族、佤族的族群认同重构史表明:其族群认同之发生动因原生与社会建构并存,除主体孤立、自发、主动完成,社会交往中的族群互动导致的被动建构也客观存在。其族群认同之形成依凭民族主义与工具主义并存,除历史文化、血缘情感因素外,现实政治、经济利益需求因素也关涉其中,是特定背景下的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合力。     

“废盟”与“废省”：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内蒙古省制化之争

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对内蒙古省制化问题高度关注,他们就内蒙古社会治理是“分省自治”还是“单一自治”、族群管理是采取“属地主义”还是“属人主义”、行政建制是废盟旗还是废省县等问题展开了不大不小的争论,其核心是以区域主义还是族际主义来治理内蒙古的问题。20世纪知识界的内蒙古省制化之争已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以公民平等还是族群平等来解决边疆问题,是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政治问题。     

美国和谐社会思想资源与战后族群关系的重建

美国是个拥有丰富和谐社会思想资源的国家。其目标是追求人际、人地、族群关系的理想主义建构。以黑白对立为标志的族群冲突一直是美国社会最严峻的结构性问题。在和谐社会思想传统直接间接作用下,战后美国社会在和谐族群关系的建构上进行了不懈努力,这些努力包括通过司法判决纠正以往法律偏差,通过行政干预维护司法权威以促进种族融合,通过大规模立法消除种族隔离,强化社会福利政策以改善黑人的生活,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培育全社会的文化平等意识,等等。虽然距离真正和谐社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既有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     

多元族群视域下台湾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台湾向来是一个由多元族群所共同组成的移民社会,在全球化语境和台湾本地特殊情境影响下,其自身所蕴含的多元文化特质而发展为多元族群的社会。但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对真正的宽容、民主和多元的造成伤害,导致台湾版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异化和畸形,无益于台湾形成真正宽容多元的社会文化形态。在台湾文化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应怀抱平等、尊重、学习的方式,面对不同文化,达成相互理解;少数族裔的文化认同必须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主流文化之间作抉择或取得平衡点;透过多元沟通,建立起台湾人民对新移民的同理认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融合。     

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

在民族群体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体面临着生计方式转型的困扰。在此过程中,民族生计方式转型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生活于高寒山区缺少发展资源的那些族群而言,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外部资源,因而生计方式转型不仅受到了本地生态环境的制约,更多的是受到了族群文化特质、族群历史和各族群在区域社会体系中族群关系的影响,本文把后者理解为是族群性制约了族群生计方式转型。本文以生活于同一生态环境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为例,讨论当前族群的族群性和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法国语境下的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导向

[提要]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法兰西民族的建构强调“公民民族”的理念,主张共和主义的价值取向,由此在诸多层面上极力淡化自身与其民族成员的“族裔”属性,但这并不能否认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所谓的“民族问题”。在当代法国社会中,其民族构成主要包括两大范畴的族群,即本土族群和外来族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分别被“剥夺”了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存在。与之对应,法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以地区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本土少数族裔问题和以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裔问题,两类民族问题的存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表明,法国的“共和主义”原则在应对和治理其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方面具有结构性局限。     

尼日利亚乔斯地区宗教与族群冲突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尼日利亚乔斯地区频繁发生信仰基督教的土著族群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造成乔斯地区宗教与族群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不同群体在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时受到的不平等对待,这种不平等将本就脆弱的族群、宗教间的关系撕裂。频发的暴力冲突不仅恶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破坏了尼日利亚的国家形象。唯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充分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使隶属于不同族群、宗教的人们平等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该地区的危机,进而开创尼日利亚各宗教及族群和谐共处的新前景。     

西方比较政治视野中的族群动员:理论与局限

冷战结束以后的族群冲突浪潮唤起西方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族群与政治的关系,形成四种理论取向:文化主义观强调族群内部强烈的主观联系和价值在族群动员路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族性反应论认为族群动员的根本原因在于族群联系和相对剥夺的重合;竞争观强调在争取资源和权力过程中,族群领袖蓄意利用认同从而刺激族性;政治过程观侧重宏观政治语境的作用。虽然在没有民主价值传统的国家突兀地引入民主体制可能会引发族群冲突,但培育民主态度是族群冲突有效的预防机制。     

论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与超越:以移民流散文化为例

人们为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多元文化主义叫好的时候,经常忽略多元文化主义背后的陷阱和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并不等于"多元文化的"。以移民流散文化为例,多元文化主义并非是协调少数族群和主流族群的政治策略法宝,这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就充满悖论,即它的"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促使主流文化在对待移民文化方面因文化本身的差异性及对认同性认识的不同而无法协调。因此,世界主义可以作为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可能。     

城镇化情景中的族群认同--以云南省元阳县彝族为例

在村寨场景中,由于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显著,文化是人们建构族群边界的主要因素,也是族群认同的主要内容。在城镇情境中,各族群文化差异逐渐消失,但是文化的趋同并没有导致族群界线的消失。在城镇,人们主要依据族源和血缘选择自己的族属身份,族源和血缘是族群认同的主要内容。     

多元文化主义与欧洲移民治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欧洲的外国移民大量增加,形成了不同文化族群在欧洲共存的状态,也为移民的治理带来了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相继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声称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化平等共存,但其实施结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造成文化区隔,刺激了欧洲极端排外势力的增长,并导致了少数族裔长期居于弱势地位,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引发社会骚乱的一大根源。     

论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在第三次移民潮和社会运动的冲击下,出现了主张国家内部族群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多元文化主义是社会多元化趋势在理论上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宽容度、增加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对差异和平等的过度强调则会削弱国家一体化的融合,对美国的共同文化和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     

西方族群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综述

在现代化进程中,评价族群关系状态及解决族群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之一。梳理和评述同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连续统理论、自由民族主义、扩散模式及内部殖民主义,以及族群冲突、族群竞争、族际整合理论等族群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这对如何衡量族群关系状态和促进族群关系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民族国家下的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的阶级状况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有两个层面：首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与个人是互相建构的,而这种互相建构又是以阶级政治为中介的。其次,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更是使自我认同成为一个社会基础。在社会性别方面,女性主义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自我认同,它们都试图把人从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能在私人领域有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我把握。而在由多元族群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中,族群状况同自我认同的关系也是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的。一个多族社会中的族群关系问题可能以同化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来解决。     

神的名义与族群意志——南方民族神话对早期社会内部的规范

南方民族先民树立的体现自己愿望的神灵形象,不仅寄托着人们支配自然的愿望,也担负着社会的责任,担负着对内凝聚族群意志,对外确立族群地位的功能。因而,人们所创造的关于这些神灵的神话,不仅叙述了他们如何开天辟地,如何战胜灾害性天气,如何确立族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也叙述了他们对族群社会结构,对族群成员行为的规范,以及如何确立自己族群在各族群之间的地位。     

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

阿富汗族群构成极其复杂,如何建构稳定的族际关系,实现不同族群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成为长期以来制约阿富汗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历史上,阿富汗通过确立族群等级制和"普什图化"的政策,同化少数族群,整合族际关系。但这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并最终引发了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内战,导致普什图人丧失领导地位,族际关系进一步失衡。2001年重建以来,在西方干预下,阿富汗试图借助西式的民主制度超越族际冲突,破解族际关系的困境。但事与愿违,这种制度模式异化为畸形的族群政治现象,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和动员力量,政党和选举大都以特定族群为界。普什图人借助人口优势再度崛起,阿富汗形成了脆弱的族群权力平衡。在美国全面撤军背景下,阿富汗面临着新的抉择,族际关系势必将持续、深刻影响阿国内政治与社会和解,地区和域外力量也借助族群矛盾干预阿富汗事务。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塔利班与阿政府的对抗,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