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祀与杂祀：明清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以张秋镇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秋镇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上的重要市镇,也是区域社会的信仰中心.在其空间范围内,既有被纳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关公、显惠等信仰,又有被称为杂祀的任疯子信仰.通过对国家所倡导的礼制意义上的正祀以及无关祀典的"杂祀"的对比性研究,可以揭示民间信仰本身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信仰群的力量,探讨运河区域中各类人群的共谋关系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的离合与共融.     

试论关羽的忠义形象

《三国演义》塑造了众多人物，达四百多个，揭示了“人才为兴帮之本”的思想。而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关羽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品通过对关羽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对其“忠义”观的描写与揭示，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与人生理想。而“忠义”思想则贯穿了关羽这个人物的一生，成为千百年来“忠义”的化身。而“汉家节”成了其“忠义”根源。以品德、气节写忠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作品所集中表现出的关羽人物形象的核心品质，通过其高尚的品德、气节写出了他的“忠”与“义”l、桃园三结义小说一开始，通过“宴桃园豪杰三…     

论关羽的辞曹归刘

三国时期,关羽杀颜良报答曹操后便辞曹归刘,被后世誉为忠义之士。文章从儒家的忠义思想、刘备的待人和关羽的性格特点分析了关羽辞曹归刘的原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赤兔马害死关云长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赤兔马可算是名马的“形象代言人”了,这匹三国时期第一名马和当时的一些战将、谋士一样几次易主,最终寻得武圣人关羽,然后一心一意陪随左右,直至关羽被东吴俘获斩首。随后它被孙权赏给了在麦城擒获关羽的东昊将领。不过名马终究是名马,赤兔马感念关羽的仁义,在其死后绝食而亡。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不仅塑造了义薄云天的关公形象,也塑造了一匹忠义神驹赤兔马。     

《三国演义》关羽形象所表现出的忠义观念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忠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关羽主要是尽忠义于某一个人,就是他“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刘备,还有较浓的知恩图报的思想,当关羽的忠与义处于矛盾对立时,往往是朋友之义、兄弟之义高于一切的。所以,关羽的忠义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麻醉人民,使他效忠于统治者。而下层群众看重的则是关、张、刘三人“誓同生死,祸福共之”的义气,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生活中“重利轻义”的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     

关羽之忠义与儒家诚学

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宋明理学时期两个阶段，诚学则是其精髓。从《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关羽从凡夫演进到了圣人，《三国演义》对关羽“忠义”精神的高扬，反映了宋明理学在构筑“诚”学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

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是与湘人有意识建构地方文化的努力分不开的.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湘人的极大关注与推崇,通过刊印遗书、讲求船山学说,崇祀为地方偶像,并最终将其列入文庙祀典,船山思想内涵得以光大,并作为地方文化建构的有利质素,逐渐融入湖湘文化精神中,成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船山崇祀作为地域社会建构自身文化体系和象征系统的一种话语,极大地促成了湖湘文化在近代的辉煌和成功.     

宋代皮场王原型“壁镜”研究

“皮场王”在北宋时期最初为普通的皮场土地，由于朝廷的连续加封，皮场土地获得“王”的封号，进入国家祀典体系。崇宁四年，宋徽宗首次提到皮场王原型“壁镜”。而“壁镜”的物种归属，至今没有定论，或言为“毒蛇”,或说是“昆虫”。依据宋徽宗对“壁镜”的粗略描述，结合文献记载，从封祀、特征和功能等方面分析，“壁镜”当为一种蜘蛛。其本身具有毒性，虫体和窠巢均可入药，对于某些病疾疗效显著，从而引起世人的推崇，随之其形象被人格化，而医药功能则被神格化。     

论明清时期“关羽现象”的演变和发展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关羽现象 ,认为通过明清两代前期、中期、后期的推波助澜 ,关羽被赐封号由侯而帝君而大帝 ,祭祀规格由一般奉祀而群祀而享帝王之礼的中祀 ,行祭人员由大臣而亲王而皇帝 ;关庙创建的范围由窄而广 ,数量由少而多 ;关羽成为人神之首 ,凡助战斗、治病除灾、佑科举、诛伐叛逆 ,无所不能 ,具有多方面的神格 ,其崇拜和信仰者极为广泛。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使四川民 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四川社会中,土著和移民所建立的祠庙、会馆不仅是作为信仰中心,还 是四川社会的整合中心。祠庙、会馆最初崇祀的所谓“乡神”是土著和移民的精神寄托和集体象征,而后的附 祀、改祀和兼祀表达的是对新“四川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域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川主信仰作为土著的本土信 仰,在实现了土著社会的整体认同和群体整合之后,又在移民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并被附祀、兼祀或改祀,从而 部分实现了土客交流与融合。但是,川主信仰还是因为其狭隘的乡土性和模糊性而最终被关羽等大神所取 代,这是四川社会真正走向开放的开始和表征。     

泰山玉女祠改名昭真观的缘由考辨

在北宋时期，泰山玉女这一民间神灵既未载入国家祀典，也不符合道教经典，且名气不大，来历不明，实属淫祀。到蒙古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道士张志纯重修泰山玉女祠之后，玉女祠被改名为昭真观。这一改名之举，是结合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以道教理论重新解释泰山玉女，从而使泰山玉女既得到官方认可，也受到道教重视。这就为后来的碧霞元君大盛于明清，做了必要的准备。经分析推断。将玉女祠改名为昭真观的人很有可能是张志纯。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灵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互交融,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晋商与关公

关公文化是多元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广泛外延的文化。择其要之,例举如下：1.理念文化 清朝光绪皇帝对关羽有长达26字的封号,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其中“忠义仁勇”四字可谓对关公文化理念的概括。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中国古代遗产保护制度研究

自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殷商时代起,中国就有见诸文字记载的祀典制度存在。祀典制度就是古代版的遗产保护制度,与现代西方的遗产登录制度相当。《礼记·祭法》所确立的"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勤死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五大原则是最早对祀典准入制度的文字记录。《尚书》关于殷周之交祀典传承的记载以及夏商周三代天子诸侯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动是最早的具体运用祀典的明确记载。本文从《祭法》所确立的五大原则、一个已经存在三千余年的遗产登录系统、圣贤崇拜与遗产保护意识的养成等三个方面通过大量文献信息的征引,说明祀典制度即古代的遗产保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关羽兵器考

蜀汉大将关羽,以其忠义勇武成为当世名将,随着时间的发展更是成为后世崇拜的偶像,被尊为"武圣",和"文圣"孔子平起平坐。关羽冲锋陷阵使用的兵器也成为后世学术界积极探索的课题。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