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技术溢出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技术溢出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FD I流入东道国后,通过研发当地化、技能培训和对正规教育系统的支持,可直接对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产生推动作用;另一方面,FD I企业进入东道国的不同动机、对东道国市场的争夺、技术溢出的条件制约性以及东道国对FD I技术溢出的吸收程度,则会以间接作用激励东道国自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中国角度而言,当前应注意提高FD I的引进质量,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促进FD I与人力资本在技术溢出的最大化释放和吸收方面实现良性互动,以有效借助外力助推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

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 I的流入通过资本积累作用影响东道国的经济运行。此领域的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一是FD I在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二是技术差距的存在,FD 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为零且因FD I对国内投资的替代效应,FD I不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我国学界的研究认为,FD I在总量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成长,也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未来有关FD 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可能从内生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FD 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FD I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金融发展提升了OFDI的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首先并采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借助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了绿色创新效率,在检验到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后,构造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做了时空双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在东部地区得到验证,而且这种门槛效应在2009-2017年期间表现更为明显。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在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减贫效应;在继续发展到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减贫效应趋于收敛。结合我国实际,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布局、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和小额贷款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以进入加速减贫阶段。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和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关系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特点具有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的假设。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工业企业数据，利用一类新的空间滞后门槛回归面板模型的估计技术，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机制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税收政策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劳均资本、市场流动性、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对平均税负的影响程度各异，门槛效应突显。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间滞后门槛回归面板模型，构建了其估计方法；研究了地区政府税收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解决了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方法存在的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及效应研究

采用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电力消费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变量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技术创新这一间接路径影响生态效率;(2)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性,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由显著的负效用变化到不显著的负效用,甚至演变为1％显著水平下的正向效用;(3)以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作用效应呈倒"U"型;(4)以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时,电力消费对生态效率的负影响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FDI对北京工业部门技术外溢效应

FDI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积极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吸引和引导FDI的发展一直以来受到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利用中间产品质量提高型内生增长模型及2005—2009年北京工业部门中2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北京整个工业部门以及按技术含量划分的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个行业的外溢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由于技术含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中高和中低技术企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内资企业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人才流失问题.     

集聚经济、制度改进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集聚经济、传统因素和制度对日本FD 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明:集聚经济效应特别是日资企业的国别集聚、FD I的优惠政策和法制建设所带来的制度改进都对日本FD I的区位决策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同时结合对传统因素(要素成本、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的分析,可以发现日商投资会趋向于选择那些已经聚集大量日资的企业、有良好的市场制度和有利的FD I优惠政策、市场规模较大、要素成本较低、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     

FDI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1999-2014年中国农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对中国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FDI对农业TFP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FDI不仅能促进本地区TFP提升,还能促进相邻地区TFP提升;FDI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改进都具有抑制作用;FDI对本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     

开放经济下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FDI、国际贸易及创新相关数据,运用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方面考察了1998-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创新的FDI与国际贸易溢出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空间溢出中,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都有显著正的影响,地理特征中,空间邻接影响更大;社会经济特征中,产业结构相关性影响更大.从总体看,FDI溢出效应为负向显著.国际贸易溢出效应为正向显著.外在环境对创新溢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内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影响,比较研究外资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外溢差异,并从利用外资规模、外资密度、技术差距等方面剖析了其原因。文章指出,外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发展和内资工业产业结构的提升均存在积极的影响,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99~2007年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方式的影响,重点探讨了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FDI能与各地区的贸易、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内资工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产出增长的方式在全国及西部地区属于粗放式增长,在东部地区属于集约式增长,中部地区的增长方式不确定。     

中国由ICT渠道获取的国际R&D溢出门槛效应

采用2003-2012年中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信息通信技术渠道国际R & D溢出效应。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相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中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与当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建立Hansen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采用稳健标准差回归,检验各省份由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门槛效应,并从产业转型升级和信息化建设角度分析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取的国际R & 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相关关系;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对当地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     

陕西省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个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2年陕西省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及城市面板数据,将产业集聚与FDI纳入同一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高新区产业集聚、FDI技术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验证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弹性为0.2307,显著正向促进高新区所在城市经济增长;交互作用下,除劳动投入在5%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外,资本投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FDI交互项均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相互促进共同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FDI对我国零售业溢出效应的影响

以我国零售业2005—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零售业FDI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的进入确实对我国零售业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其影响力的大小为中部&;gt;东部&;gt;西部;资本密集度对我国零售业产生了较小的负面效应,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影响我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零售企业规模在西部的影响力比在东中部地区更显著。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FDI对中国汽车产业内资企业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汽车产业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汽车产业大量外资的进入对内资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且主要表现为竞争性的溢出效应,协整回归表明这种正向溢出效应从长期来看更加显著,同时,模型也反映出集聚性溢出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