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二者相较可以发现,戴震前后诗说大同小异:二者均遵循“思无邪”宗旨,以铺陈诗教的思想说诗,诗说中的契合处颇多;在摆脱旧说附会、关注三家诗以及整饬行文上,《杲溪诗经补注》比《毛诗补传》更显得成熟。戴震与朱熹均有不同时期的治诗作品,戴震治诗思想的一贯性与朱熹治诗思想的反差性,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背景。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清代三家《诗》辑佚成果考述

清代三家《诗》研究——以辑佚研究为中心,在嘉道间迎来了全面丰收,是后学认识三家《诗》,研究汉代《诗》学必不可少的借鉴资料。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诗考》的增校、补注成果;二是《韩诗》辑佚研究专著;三是异文异字考证成果;四是三家《诗》遗说通考之作。除此之外,早期的三家《诗》研究成果是全盛时期研究的基础,吹响了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的号角,而晚期学者的研究则具有查漏补苴之功能,并使得三家《诗》辑佚研究成果更为精善。     

朱熹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汉唐以来的学者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为孔子编次或者删《书》为百篇,其二是以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其三以为孔子以《书》教弟子.随着学术的发展,宋代学者开始对前两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朱熹即表示了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于第一方面,至少表现出怀疑态度;于第二方面,则持否定态度.     

读《离骚补注》

朱骏声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他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和《小尔雅约注》等训诂之书,对《说文》的转注、假借之旨,阐述颇精,贡献卓著,他的《离骚补注》一卷,正是在赫赫有名的(卓乞)嘉学风影响之下,运用他的训诂专长,来补注王逸《楚辞章句》的成功之作。综观全书,确有驳前人之失,发前人未发的独到见解,颇有创新的成就。     

宋元《尚书》学略论

宋元时期《尚书》注解之书有数百家之多,本文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加以概述：一是黄伦所推崇的张九成的《尚书详说》,此书将《尚书》的“天”“帝”概念解释成人格神,强调人们须敬畏“天”“帝”,此解符合殷周时期语境;二是作为元以后官学读本的蔡沉的《书经集传》,此书将《尚书》变成了一部上古圣王的“传心”录;三是王充耘的《读书管见》,此书深批虞廷“十六字心法”,一语中的。最后,介绍了宋元时期吴棫、朱熹、吴澄对《古文尚书》的质疑与辨伪。     

高邮王氏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

高邮王氏的家学,以《尚书》研究为其发端。考证《尚书》文字,不是拿不同版本来互校,而是以小学为依据,判以义理之是非。解读《尚书》经义,没有采用传统的注疏或章句的方式,申述成说,而是针对前人的误释,另立新说。研究《尚书》虚词,除了分析句式,以例求义而外,因声求义之法随处可见。王氏能够超越前人,原因无他,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从语言角度看孔传本《书大序》的成书时代

今传"孔传本"《尚书注疏》中的"伪古文尚书"和题为西汉孔安国所作的《传》的成书时代,经历代研究,学者多以为有可疑之处。书前有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序》(即《书大序》),其成书时代,学者虽有研究,惟似乎并非学者研究"孔传本"的主要对象。就以提出"铁证",判定"伪古文尚书"和《孔传》为伪书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例,书中只有第一百七条是辨《书大序》的。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语言角度考察,《书大序》有"科斗"、"隶古定"、"开设"、"训传"等晚出词语,其成书时代应在西汉以后。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

清代诗歌理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而清末的诗学大家王运的诗学思想因与宋诗派歧异而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王运的《湘绮楼说诗》为主要材料，从诗本体论、诗歌技法等方面论述了湘绮诗说的理论体系，论证湘绮论诗主魏晋的合理性及其独具文化眼光的审美理想。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略论王闿运文学创作的客观评价问题

王闿运的诗文作品虽然模拟之迹明显,但并非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专事模拟的“老古董”。在内容上,王作能切近现实社会问题,表达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忧患,以及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王氏求新求变,形成了以境界高远、风神壮阔、情动于中、含蓄蕴藉、工于炼字、清绮雅洁为主要特征的独特风格。造成王闿运诗文被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局限、时代因素和论者偏见兼而有之。     

清末民国时期《威尼斯商人》的编演、流传及意义

《威尼斯商人》在清末、民国时期上演非常频繁,尤其是学校演剧和文明戏剧团的商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众多,并非只有林纾译本一种影响源。我们对于莎氏戏剧及《威尼斯商人》演出背离原著问题应该辩证地去看待。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而《威尼斯商人》一剧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较为生动地揭示出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特点、途径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