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收敛

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就1985—2009年间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影响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相关性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农业支出比重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教科卫支出比重提高同样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并不显著,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提高则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同样并不显著,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     

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现实背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文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典型化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依次选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结果发现:一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但支出规模的增加却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二是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调整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竞争程度的提升在阻碍支出结构优化的同时助推了规模的扩张;三是虽然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却能够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和规模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且间接作用均呈现出抑制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的互动效应——基于2009-2018年省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分析

使用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3者之间的互动效应。运用DEA测度省级政府支出效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将3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3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性水平，而金融稳定性的下降会使政府支出效率下降，进而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划分不同区域探究3者间的关系，东部地区金融稳定对政府支出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稳定存在非线性影响，但3者间的交互关系依旧成立。     

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政府行为、农村经济与社会资本

基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的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和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应用,分两阶段（以2006年为界限）检验了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以前,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明显,但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结构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的作用不显著。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有正向影响,但对提升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显著。在整个研究期间,农村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诱致作用尚未显现,而社会资本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之间也没有呈现出预期中的正向关系。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利用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文教科卫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呈显著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作用依次递减;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公共管理支出则对经济增长呈负向影响,并且各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弹性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对地方政府效率的考虑

财政竞争与企业投资间的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效率水平.基于我国31个省和直辖市1994-2008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地方政府效率的不同,在我国东部地区,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中部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在西部地区,财政竞争和企业投资的关系是统计不显著的.可见,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非常注重利用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张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但近年来城镇化中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地方经济运行质量与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累积等一系列矛盾和投资低效率问题已经成为极大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基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对1995—2011年东、中、西部政府公共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地区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改进都不太理想,政府支出并没有显著提高单个要素产出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政府公共投资整体规模和区域分配上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我国政府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采购总支出与分项支出对我国经济总体及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省份私人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政府采购总支出、商品类与工程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服务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政府采购总支出和分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和经济落后地区较为显著,在经济中等地区却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内需不足、投资锐减时应适当考虑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增加政府采购支出;优化政府采购支出结构,适当压缩服务类政府采购支出规模;应尽快完善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区差异调控政策体系,为政府采购支出的优化配置提供一个完善的制度平台。     

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沿用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效率进行解读。通过对政府支出效率、投入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维度的度量和测算，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的效率在逐步提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效率与政府支出结构相关，行政管理费的过高支出不利于政府支出效率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并没有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ICOR；同样，制度和基础设施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贡献要弱于市场化、金融发展等因素。     

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收支非平衡——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财政收支分权是不对称的,地方财政收支呈现出不平衡状态,经济开放也影响着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实证研究表明：就全国来看,经济开放的财政收入效应大于支出效应,有助于中国地方财政自身收支平衡;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差异,在东部地区,贸易和投资开放都对地方财政自身收支平衡有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FDI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增加和投资开放度提高有助于地方财政自身平衡的改善,而外贸发展却不利于地方财政自身平衡的改善;在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自身平衡影响并不显著。为促进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应发挥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积极效应、规避其不利效应,优化纵向政府间关系。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利用1994年至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从1994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显著;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这无疑是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民生类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不足是当前中国民生类公共服务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转移支付、政府规模和竞争等因素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以GDP为基础的官员考核模式及其引致的政府间竞争诱使地方政府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增长效应明显的经济建设领域,明显挤压了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此外,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制度等也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比重的提高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分析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2001年和2006年中国30个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总体上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非参数检验方法证明了财政支出效率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各省级政府应该保持适当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应适当向中西部不发达省份倾斜,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性评价———基于 DEA 和 CCR 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

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漠视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政府不断调整经济政策,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维持着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忽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过对31个省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贸易额、农林水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医疗卫生、教育支出、科学支出、文体支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差)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反映政策有效性的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1999—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这12年来,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省际环境治理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治理效率不高的一个原因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偏低。以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三阶段模型,评价我国省级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效率损失,且各省支出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的效率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地方政府应在提高管理水平和优化资金规模方面双管齐下,促进支出效率的改进。财政分权、文盲率和工业化水平均对环境治理支出效率有显著的负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保机构分布密度对支出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根据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得分,将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效率分为四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向。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自由贸易园区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改革开放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自由贸易园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章基于199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园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园区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促进作用显著;自由贸易园区与贸易开放的互补效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自由贸易园区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自由贸易园区与贸易开放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由贸易园区分布的地区间差异明显减小,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加快了东部地区经济收敛速度,且自由贸易园区与贸易开放对经济收敛速度的正向作用存在互补效应.     

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

通过构建空间相关加权项估计多边贸易重力模型,构造了以地理因素表征农产品特征的省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了中国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弹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财政支农显著偏低,但财政支农投入确实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发现财政支农投入对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弹性为正且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弹性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支农发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作用面临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低和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强约束,未来应通过加强这两方面的投资助推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来实现农业技术进步,条件不成熟时向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领域过度投资,极易陷入“拔苗助长”式的农业现代化的泥潭,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理论解释及中国问题分析

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和中国的平均企业规模都呈明显的倒U型变化趋势。企业规模同经济增长、城市化及工业化之间并不存在“当且仅当”的正相关关系。因为 :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和递增报酬的源泉 ,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生 ,厂商平均规模就扩大 ;如果分工在企业之间发生 ,则厂商平均规模就缩小。决定厂商规模的 ,乃是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相对交易效率的变化 ;决定经济增长的 ,乃是一般交易效率的高低。因此 ,厂商规模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现象 ,经济增长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发生 ,也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缩小时发生。本文并对中国目前中小企业政策可能会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