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学术思想及其价值指向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了二程、朱子、象山以来理学的精髓,吸收了佛学等思想的成分,形成了以“参取”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心性论、修养论构成的内圣之学和资治论、实学论构成的经世之学的思想体系。     

真德秀心论的理论指向

对于真德秀,很多学者认为其思想摇摆于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甚至视其为朱陆合流的源头。而从理学与心学在心论上的根本分歧来看,真德秀始终严守了朱子知觉之心的基本立场,没有出现将心形上化与本体化,从而使心与性在本质上相同一的思想倾向。就此来说,其思想系统只能属于朱子学,并不具有心学的思想内容。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真德秀所撰文集序跋探析

真德秀以理学家之独特身份在文集序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不仅有别于文学家,也有不同于其他理学家之处。首先,真德秀的“气论”是以“元气”为上,进而推崇出于“元气”的“圣人之文”。其次,真德秀有关创作主体的“诚”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理想道德的实现;二是创作主体外在事功的完成。最后,在品评人物的道德、功业、词章三者中,真德秀更重视文集作者的道德。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的理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新安理学开创性代表人物。他在易学上以解决当时学界的分歧为目的而发挥易学,在太极观上以"接着讲"的模式推进理学的研究。尤其心性论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融合佛学的修养体系。探究其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可理清整个新安理学初期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被朱子学说所遮蔽的南宋理学真实的思想境遇。     

宗朱融陆 兼容百家——元代著名作家虞集学术思想初探

在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的情况下,虞集是一位比较通达的理学家。作为朱学传人,他对程朱以外的其他理学派别和儒家以外的诸家学说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其理学思想虽无太大创见,客观上却顺应并体现了元代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并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包恢的诗歌理论及其理学底蕴

包恢提倡自然淡泊的诗歌审美风格和境界,主张天籁自鸣的创作态度,这需要诗人的渐修和顿悟。包恢诗学思想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他的心学为主,并综合朱陆的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宋代理学思潮对诗学思想产生积极影响的总结者。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修撰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几乎同时同地 ,信仰、知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 ,构成了这两项文化成果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光的史学活动 ,不但是理学思潮的源流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思想也深刻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理学精神     

董仲舒在明代的历史命运

董仲舒在明代地位上升,在人品和学术思想上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为程朱理学提供了资源,获得了程朱理学的褒奖,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巩固而上升.     

元末西夏遗民诗人王翰与东南文化

王翰是元代迁居东南地区的第四代西夏遗民,主要生活在安徽、福建、广东等东南地区,入明十一年后,自杀殉元。王翰为研究元末明初西夏遗民生存状况提供了范本。东南地区的人文与自然环境都深刻影响了王翰的思想、创作,在王翰的多族交游网络中,吴海对王翰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其深刻。东南地区理学之风甚盛,为王翰理学思想的形成营造了大环境,王翰的理学思想体现在孝道、忠君爱国等方面。王翰的山水题材的诗歌彰显了他的理学精神,其诗歌带有东南地域色彩,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全宋文》补遗15则

《全宋文》及诸家补正之外,仍有数量可观的两宋佚文全篇或片段散落在传世文献之中。通过以方志为主体的文献调查,可据以辑补两宋佚文15则。诸文或为两宋名家如余靖、蒋之奇、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集外佚文,或为两宋帝王御制赞铭,或为《全宋文》未著录作者之文,皆有资于作者生平的考证。     

论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审美价值取向

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一部带有浓厚朱学色彩的实践性诗文选本,其“明义理）、“切世用”的选文标准,具有“实用”、“主理”、“求正”、“尚雅”、“崇古”、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价值取向,体现了内敛和伦理型政治文化特征。《文章正宗》所代表的理学文学观,反映了当时主流思想的文艺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刘应李考辨五题——兼对《建阳县志》、《全宋诗》等典籍的订补与批评

刘应李是宋末元初福建建阳知名学者,理学传人,生平事迹所知甚少。其生卒年应在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稍前后到元泰定元年(1324)之前;曾祖父应为刘炳、祖父为刘填;其同道文友可以考知者有熊禾、胡一桂、詹君履、李重峰四人;三种《建阳县志》所记刘应李曾师从真德秀学习均是错误的;《全宋诗》所收刘应李诗2首均误。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     

郑氏字学抉要

郑氏文字学尊许,考字以《说文》为准.《说文逸字》志在恢复本书之旧;《说文新附考》判断徐氏新附字、《汉简笺正》考辨郭氏“古文”,俱以《说文》为正.明正俗乃是郑氏字学的要旨,方言、异字、释佛书、辞章体物字率多著俗,固所不许;但以考辨正俗,推绎俗字孳乳,揭橥赋家用字之秘.而辨形则明字体演变,审音则使辨形精到,明义则资名实考证...     

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中的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贡献巨大，鉴真被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牺牲，是辅佐鉴真东渡和弘关的功臣，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