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

由于对"人"的重新肯定和张扬,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具有浓郁的"表现性"色彩.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民族写意艺术精神同表现主义戏剧的表现性特质相互修正、交汇融合,内化于戏剧艺术创作之中.表现主义在当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戏剧实体,它往往只是作为依附性的亚结构融化于现实主义戏剧之中.表现主义戏剧对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深刻的表现性艺术气质.在直觉想象与观念呈现的戏剧思维中,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相比,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少了些抽象化和观念性特点,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象化方式.当代中国一些实验性话剧中,戏剧结构的基本构架被打破,而代之以一种表现主义戏剧中常见的意识流似的心理结构;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一样,镜头化的叙事方式使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获得了一种对人物心理揭示的独特表现视角,给予观众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布莱希特与西方戏剧传统

布莱希特"史诗剧"对"叙述法"的强调,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以来戏剧的摹仿论传统,并由此奠定了现代戏剧的表现主义传统.布莱希特的"陌生化"颠覆了摹仿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强大的写实主义传统.由此开创了注重主体创新的现代戏剧.布莱希特的"距离说"虽然借鉴自狄德罗等人的理性控制理论.但它确立了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论"相并举的演艺表演体系.在探讨布莱希特戏剧思想时,需要防止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简化为"表现派"、"社会行动戏剧"、"回归西方传统"等简单化做法.     

布莱希特美学问题探疑

在探讨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时,需要将摹仿与表现、写实与写意、体验投入与理性控制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加以区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及其对"叙述法"的强调奠定了现代表现主义戏剧的基础,但他主张理性控制的"距离说"和强调社会功用的戏剧功能论则与表现主义美学格格不入.布莱希特的"距离说"借鉴自狄德罗等人的理性控制理论,它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表现派","体验论"则不能简单地称为"反表现派".在探讨布莱希特美学思想时,需要防止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简化为"表现派"、"社会行动戏剧"、"回归西方传统"等做法.     

含泪的笑——论迪伦马特的戏剧美学特征

迪伦马特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思潮中的许多特点,熔铸成自己独特的戏剧艺术与戏剧美学.创作上他拒绝从现成的理论原则出发,强调"瞬间直觉";他痴迷于怪诞风格,喜欢"即兴奇想";他推崇悖谬思维,并使之成为他的艺术秘诀;他将悲情隐于笑闹之中,以其构成"含泪的笑"的、黑色幽默式的悲喜剧艺术.他的戏剧既具艺术性,又具哲理性;既具现代性,又具大众性.     

论西方现代派戏剧的结构

本文以西方现代派戏剧的三个主要流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结构为对象进行考察,认为这三种流派的戏剧结构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内在的联系。象征主义戏剧的结构特点是一种形而上的'等待',这是与梅特林克的'静态戏剧观'相对应的,表现主义戏剧的结构特点是一种'片断'式的组合,并以'见证人'的方式来贯穿;而荒诞派戏剧的结构特点是'环形'的,即循环往复,并以'直喻'的形式来实现。这些特点都与传统戏剧迥然有别。但是西方现代派的戏剧结构和传统的戏剧结构也有一定联系,如西方现代派戏剧并没有摒弃亚理士多德的'发现'与'突转'。梅特林克的'静态'戏剧之于契诃夫戏剧的'双重结构',表现主义戏剧之于布莱希特的叙事剧都有一定的影响。     

数理视野中的西方本体论与先验论

西方哲学是逐物之哲学,其理论基础,源于数学与自然科学,故西方哲学史上有关键意义的大哲学家,多同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他们得力地推动了西方哲学向前发展。因而从数理之内贯轴线上去看西方哲学之总体特征及形而上学与本体论(ontology),则可确切地把握其要义。笛卡尔—莱布尼茨—沃尔夫,以几何学—微积分等数理观念开创了西方理性哲学的新时代。数学对哲学的影响,从未如此深刻与普遍,那奥秘抽象的本体论术语,则由沃尔夫创设出来。若离开那个时代的纯数观念与微积分等方法,是无法确切地把握形而上学中关于本体论之分类观念的。同时,这种本体论与相应的逻辑范畴协合成一体,它完全区别于中土之穷玄探源理论。中国学人泛用西方本体论,多是粘连了中国"体用论"中之"体"(本体)的大义而行混淆之术,颇有自欺欺人之疑。康德先验论是西方科学的基础,它既来源于经验,又独立于经验。故它只研究认识能力中之必然性与普遍性。对这种繁奥之数理问题,与其用陈套俗语去平滑地言说一通,不如用数理观念去呈现其要义。后者,是一种既属感性(直观)而又属理性之体验,比单调之概念认识要深一层。     

中国话剧的表现主义与奥尼尔的《琼斯皇》

西方戏剧的表现主义,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介绍到中国。1920年,正当表现主义成剧住德国鼎盛期,我国就有宋春舫等人介绍评述了表现主义戏剧艺术。此后,斯特林体堡的《鬼魂奏鸣曲》、凯泽的《从清晨到午夜》等剧作也时有被翻译出版。但这些理论介绍与翻译都未曾对中国话剧创作产生明显影响,除了象郭沫若这样个别剧作家外,大多数剧作者都紧紧追随易卜生戏剧。只是由于《琼斯皇》一剧崛起剧坛,才引起东方剧     

音乐何以成为歌剧的主导——关于歌剧本质的研究

从16世纪末歌剧诞生之初的"用音乐表演的戏剧"到如今"音乐戏剧",尽管表述不同,但歌剧与音乐始终紧密相连。那么,歌剧与音乐谁为主导?只有当戏剧冲突高潮与音乐高潮重叠在一起,两者才会同步进行,同时音乐对歌剧还有统帅全局的结构作用。因而,音乐必须始终处于歌剧的中心,但它又应该注意与其他戏剧因素相结合。     

评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9—1953)是美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是美国新剧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一位剧作家。他在戏剧创作中,既继承了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又深受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综合各家之长,将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大胆改革;充分吸取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长处,勤奋探索,勇于实践,创立了独特的戏剧风格。他一生中写过六十多部风格各异的剧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财富,并且为美国戏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空前繁荣、真正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     

恐怖主义: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暴虐主义

恐怖主义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一个衍生物,它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同时又涉及文化间关系.从文化角度而言,它可谓是某些"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战略的极端化、暴虐化、反人道的反攻.与它外显的暴虐性相对应,在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也具有尖锐的进攻性.在这种对峙中,安南、哈贝马斯等人所强调的文化间对话,既显得很有必要,又显得十分困难,甚至已经处于危机状态,因为文化间对话的前提是彼此有诚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     

现代戏剧中的表现主义精神探析

表现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灌注 ,一直存在于从“五四”直到 40年代初的现代剧坛。导致剧作家接受认同表现主义的原因 ,是中国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东西方二种文化合流时相近的历史氛围 ,以及创作主体的审美个性等因素在共同起作用。同时 ,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社会思潮、文艺整体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又注定了现代戏剧发展过程中在提倡表现主义方面的来龙去脉     

20世纪中外表现主义戏剧关系研究

本文对 ２０世纪中国与外国表现主义戏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考察。认为从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中国表现主义戏剧大致出现过三次高低不等的浪潮,而这三次浪潮与外国三种有所不同的表现主义戏剧的作家作品和理论有着直接的关联。文章分别对这些现象作了论述。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思想启蒙的探索与舆论策划的运用——新旧戏之争本质之解读

“五四”前后的新旧戏之争是清末民初戏曲改良运动的延续。民国初期政治的动荡和文明戏的失败则是这场论辩发生的直接原因。这场沦辩本质上是《新青年》派精心策划的新闻宣传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打破戏曲在舞台上的统治地位，为话剧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障碍。《新青年》派希望话剧能够代替戏曲成为民众启蒙的工具。这便是新旧戏之争的最终目的。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初期的学校教育改变了师徒传授的教育方式,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戏剧教育影响初步形成了现代戏剧教育模式,30、40年代有鲜明的工具性特性,也产生了一些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之作。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鲁迅与戏

鲁迅成年以后对戏剧(尤其是中国旧戏)的态度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既是五四文学革命后整体文学观念的更迭使然,同时也与鲁迅童年对绍兴地方戏的狂欢记忆和早年形成的文艺之本质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的艺术观有关。     

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论现代文学散文的审美规范

五四新文学运动赋予散文以审美特征 ,使之成为与小说、诗歌、戏剧相并列的文学创作体裁之一。但受古代散文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一些散文创作理论的规范 ,其审美特征曾一度有所削弱。文学散文跟小说、诗歌、戏剧相比较 ,其叙事、抒情应建立在对生活感受的精确把握上 ,要写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 ,要避免想象的程式化和结构的凝固化     

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鬼魂”叙事

鲁迅文学世界申的“鬼魂”叙事，充分体现了“鬼”文化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形态上的多样性。鲁迅对乡间赛神、社戏这些民间节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显示的“狂欢化”特征的赞美，是因为他深切而独到地看到了底层民众在这些狂欢活动中所获得的心灵感觉的复苏与精神力的张扬，从鲁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写，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丰富深厚的鬼魂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这种继承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