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余怀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

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怀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故国之思和哀婉沉痛的风格。其诗取法杜甫,有明显的杜诗特色。本文从三方面论析余怀诗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诗歌内容上,对杜甫诗句、意象和诗歌内容的吸收;诗歌风格上,取法杜诗沉郁顿挫、清丽澹远、萧散自然的风格;艺术创作手法上,对杜甫律诗、纪游形式、炼句的继承。最后,结合余怀本人经历、交友情况及时代背景,探讨余怀宗法杜诗的原因。     

论杜甫诗歌的身体观

杜甫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身体词汇,体现了杜甫对身体的格外关注,杜诗中的身体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杜甫走向生命之秋时的身体观念;二是杜诗身体书写中的生存之悲;三是杜诗身体审美的生灵之叹。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加深了诗歌内容的疼痛感;二是形成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三是丰富了杜诗的审美意蕴。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歌审美风格有着重要价值。     

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视角关照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创作,立足杜甫诗歌文本,结合成都文化的自然气候、生态环境、历史积淀、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成都与诗圣杜甫诗歌的渊源与关联。以典型意象为线索,梳理和解读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诗歌,考察杜甫诗歌中的成都特色风物。以成都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参照,将成都城市文化的典型特点,与杜诗在成都的新变相对比。从字里行间,从情感艺术,细细找寻隐逸在杜诗深处的美丽成都,慢慢体会成都文化赋予杜诗的清新韵味,详细考察成都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渗透和影响。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杜甫诗歌"波澜独老成"风格研究

以杜甫在陷贼及为官时期(公元756年—公元759年)的作品为代表,杜甫的诗歌因其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特的风景。“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这是杜诗所独有的,本文着重从杜诗的收蓄与崇高两方面,对杜甫诗歌风格的成因进行探讨。     

宋代杜诗学文献地理分布可视化及成因

作为中国古代杜诗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被称作是"千家注杜"的时代,不仅奠定了杜甫"诗圣"的崇高地位,也诞生了大量的杜诗学文献。在宋代,地域间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由雕版印刷而兴起的刻书中心,水陆交通的分布和科举教育的影响,都是左右宋代杜诗学文献的分布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借助大数据对宋代杜诗学文献分布进行可视化的呈现,能够更加清晰、直观地探索宋代杜诗学的分布情况,为研究杜诗在宋代的传播与杜甫被接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论清代杜诗阐释的本义复原特征

文章借用西文阐释学理论,去审视清代杜诗学,以期从另一视角对清代杜甫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阐释学研究范式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若机械地用之于杜诗研究,或有其大而无当之嫌,或有其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文章力图避免直接套用西文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方法论,而是根据杜甫研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一般阐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进而对清代杜甫研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是清人杜诗阐释的客观性追求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认识与梳理。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卢元昌《杜诗阐》论略

卢元昌的《杜诗阐》极具特色,分为阐、述两部分,阐的部分形式多样,都重在＂微显阐幽＂,尤其注意对史料的考察,多有创见。卢元昌又运用《周易》象数派学说来解说,既有新意,也拓宽了杜诗的诠释途径。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一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萧条异代不同时——论辛弃疾对杜甫的受容

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是最善于借鉴、学习前人经验的.他广泛地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形成了自己气象万千的作品世界.在所有使他受益的前人中,杜甫是一个对辛弃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又少有人提及的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诸多相通,使得辛弃疾的词中留下了浓重的老杜痕迹.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张綖《杜律本义》考述

张綖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著有三种杜诗学著作。其中《杜律本义》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和诗学思潮的影响,以元代张性的《杜律演义》为底本,同时参考明代张孚敬的《杜律训解》,对杜甫的151首七言律诗进行注解。《杜律本义》在注释体例上虽沿袭前人注本,但其融通的杜诗编年、畅达的诗意疏通,亦具有一定价值和特色。张綖还对《杜律本义》和《杜工部诗通》中部分相同诗歌的注解进行了增补、删改,使《杜工部诗通》更趋完善,从中也可见张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