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治中的官德

中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由夏至清，在源远流长的职官制度中，对官员的选拔和考任非常注重“官德”。新时期官德的新内涵主要包括忠、诚、勤、廉、义等5个方面。官德建设应谊建立在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激励奖惩制度的基础之上。     

汉代孝廉制度对当今领导干部选拔考核的启示

"举孝廉"是汉代选拔任用官员的一种形式,经过"一岁一举",最终成为汉代最主要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虽然这一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中孝廉官员选拔考核的价值取向,对建构我国以法以德治国方略,完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提升选人用人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标点一则

“孝廉”,始见于《汉书》。当初的“孝廉”,是一种选士的科目,还是两种选士的科目。有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初,“孝廉”是两种选士的科目。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中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他给“孝”与“廉”分别作的注。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曾把“孝廉”     

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

东汉仕进之途分为四类:一、察举;二、州郡吏;三、任子;四、太学生。举孝廉系察举常行科目之一,为当时读书人仕进的主要途径。本文拟就这一制度的利弊作些粗浅的分析,仅供读者攻错。孝廉之举,始自西汉,《汉书·董仲舒传》云:由董氏建议而实施。据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诏文“兴孝举廉”(《汉书·武帝纪》),及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引)等语可知,孝与廉本各为一科。再证之以《汉     

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跷板”模型的分析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治理腐败问题,是制度反腐的必然之举、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但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面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困境。本文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分析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碍作用,并建立了“跷板”模型,结合博弈论,具体分析了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试析《周礼》中的“六廉”思想及其后世影响

《周礼·小宰》首定廉吏的标准为“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廉”今可释为心廉、能廉、风廉、行廉、法廉、辞廉,是对廉吏的全面要求。“六廉”思想是周人早期廉政思想的浓缩概括,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周人以它为思想灵魂制定了育廉教育体系——周礼,秦人以它为目标制定了监廉的社会机制——秦制。“六廉”思想引发了百家争鸣,奠定了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理论。“六廉”思想在两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中,仍然有着重大影响:推进廉政思想持续发展,廉政法律逐渐完备,监督机制更加健全,铨选制度日益合理,考核制度不断加强。“六廉”思想还为古代史学提供了主旨,受它启发而形成的官箴维护着官德官风,同样受它启发而出现的乡约、家训净化着民俗民风。     

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

孝廉察举是两汉人才选拔的一项重要举措,始终受到两汉统治者的重视,制度建设也在不断进行中。从曹操举孝廉的年龄及相关问题可以看出,汉末日益完善的孝廉察举制度与孝廉察举实际施行状况发生了严重背离。而这种背离正反映了汉魏之际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间的某种变动关系。     

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分离”观

正在进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无疑需要运用分离和整合的科学观念和方法。鉴于传统计划经济医疗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突破,应该是在制度设计、运行和宣传中贯彻基本医疗保险与“单位福利”相分离、政事分离、统账分离、医药分离等运行机制上实现,当前的抉择是“先分后整”,不宜有太多“矫枉过正”的顾虑。     

古人论“廉”与“俭”

廉”与“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不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把“廉”与“俭”作为治国及做人的美德。如何达到“廉”即“清廉”、“廉正”的境界？ 古人主张以俭养廉：“节欲”、“寡欲”，就是不贪食、不贪色、不贪玩。     

官员“亲民秀”的效应、成因与合理应用——基于剧场政治的分析

官员"亲民秀"作为一种彰显态度、表达情感的"剧场政治"行为,需辩证看待。顺应民意且符合媒介传播规则的"亲民秀"有利于塑造良好官员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强化政治认同,夯实合法性基础;而沽名钓誉的"亲民秀"则强化官民对立情绪,危及党和政府公信力,消弥合法性支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要求官民互动以彰显民主价值、培育人群互信,但仅对上负责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导致伪、劣"亲民秀"泛滥。新媒体时代,应强化制度顶层设计,构建民主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及多向度、立体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合理运用媒体工具,使"亲民秀"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深度契合,从而塑造良性政治生态。     

从“国家消亡”论到“社会主义国家”观念——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

“国家消亡”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国家消亡”论后转向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认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高举“国家消亡”论的理论旗帜,打碎了旧的俄国国家机器,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面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不断提升国家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地位,到斯大林时期最终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念形态。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及其对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表明,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国家消亡”论,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消亡”论仍有重要的道德和政治价值。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北宋西北蕃官略论

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汉唐羁縻制度在蕃部地区的应用。宋初，西北地区就有蕃官出现，蕃官的分布呈现出随宋夏斗争区域的转移而变迁的时空分布特点。伴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蕃官制度逐渐完善。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宋夏矛盾的产物，是北宋“以夷制夷”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北宋社会淡化处理蕃部民族特征的态度也是蕃官队伍不断扩大及蕃官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灯谜中的体现

灯谜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隐语”和“廋词”,经过汉魏六朝的离合谜和唐宋时期的文义谜的创作,到明清时期臻于完善。灯谜内容涉及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生活、风土人情以及封建士大夫们的交游,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各百科知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对针砭社会积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宋初谏诤的修己观——以《太平御览》的“谏诤”门为例

《太平御览》的"人事"部,分设有多达7卷的"谏诤"门,主要摘录先秦至五代典籍中有关"谏诤"的言行。"谏诤"门的设置,可看出宋初统治者对"谏诤"的重视和开国时推崇儒教、施行仁政的统治策略。尽管在宋代后来的政治中,受政治模式衰落的影响,谏诤的政治功能日益衰微,然而"谏诤"事例中体现的修己、内省的思想,能发现宋初文臣对统治者提高个人修养的刻意要求,有一定的道德借鉴意义。     

千年学府精神追寻--南宋时期岳麓书院"忠孝廉节"校训诠释

岳麓书院"忠孝廉节"校训,是南宋时期岳麓著名主教张栻确定的,由著名思想家朱熹亲书于讲堂.以此明确地把"忠孝廉节"奉为校训,并作为办学的重要教育理念,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它集中地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和以德育人的精神.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     

《春秋·公羊传》文本语境下的“孟子论舜”

“孟子论舜”成为学术界对于儒家“亲亲伦理”争鸣的焦点所在,目前双方对此问题的析正难以取得突破.以《春秋·公羊传》作为文本依托,从“亲亲伦理”材料扩展和类比解读的方法展开,尽可能地还原“亲亲伦理”本始意义,并对之进行恰当的价值定性.进而为“孟子论舜”评定提供新的视角,即“孟子论舜”中维护亲情的主张无可厚非,可基于道德义务及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