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的德性主体——钱穆人生价值论

本文从一、德行在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二、“德性我”的分析;三、艺术化的人生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新儒家钱穆的人生价值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在钱穆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道德实践即德行,德与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立德”的途径应是提升人的生活境界,“德性我”的人生是充实并焕发出“光辉”;理想的生活就是“安乐”,是德性与自然的融合。作者认为,钱穆在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发煌的“德性主体”,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主体,它显示出了钱穆与其他新儒家的重要区别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钱穆文学批评观述略

钱穆以史学名家,他的文学批评多在史学语境中展开,突出表现于两方面,即一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二是以文学印证历史,阐发文学的“心史”意义。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批评趋新思潮相左,钱穆操持的是两千多年大文化传统的典雅文学观。在他看来,文道合一即人生之文学,因为文学与学术相通,都是人生精神的展示,这既是他提供给我们的广义文学视域,又具“纯文学意态”的人生的文学观念。     

一位真学者的文化自信——读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

钱穆从对中国文字与文学的深刻理解,强调中国文化的“可大”、“可久”,表现了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这对今天文化、学术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

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钱穆的故乡——无锡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等海内外46所高校、研究机构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着钱穆学术思想、钱穆与国学研究、钱穆与中国历史文化、钱穆的文学思想、钱穆与同代文化名人、钱穆的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交流。现综述如下:一、钱穆的学术思想与史学观被誉为20世纪国学大师的…     

钱穆的"文化类型说"评析

钱穆从文化发生的源头、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世界文化的类型进行了考察,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精妙。钱穆的世界文化划分思想有其合理性和启示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钱穆的通史观及其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亟需一部新通史以实现“书生报国”。钱穆目睹于此,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了自己的通史观。钱穆认为,新通史应当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详于民族文化;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钱穆于抗战期间撰写出了通史之作——《国史大纲》。虽然钱穆的通史观及钱著在当时并未引起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今天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秋兴”情结看中国文学的自省精神——读钱穆《晚学盲言》札记之一

现代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秋兴"情结研究颇多,但钱穆从中国文学深层的"人生自省"视角出发,对"秋兴"文学所蕴涵的生命自省意识的解说,无疑为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自身的自省精神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钱穆"道"论及其美学阐释

"道"是钱穆儒学思想的核心范畴,钱穆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讲"道"的博大深厚,又从人生意义、伦理价值的角度谈"道"的细致精微.在钱穆的艺术哲学中,他提出"道为人生"这一内涵,倡导"涵咏深情的文,心中有道的人;性情与道德合一,人品与文品合一"的艺术境界,把真实的人生与理想的人生纳入到他人生艺术化的思考之中.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及方法论之比较——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心

梁启超、钱穆融贯中西史学,建构专门史观和方法论,尤对人物、文化专门史有系统深入的思索。他们都重视人和人的专史,而梁启超关注主要历史人物,强调合传及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钱穆注重衰世、乱世的人物,主张从人物无为中研究有为。他们都强调文化和文化史,而梁启超的文化概念狭义一些,主张用通史的方法,以“系”分门别类,从人的关系角度研究文化史;钱穆的文化概念则要广泛一点,认为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大思路,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研究。     

为国学大师钱穆再立碑传——评陈勇著《钱穆传》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世人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重作理性的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所以为钱穆树碑立传,还他一个历史公道便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应尽的责任。陈勇先生的《钱穆传》,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名人传记添列了一部力作。     

钱穆的历史文化构成论及其中西历史文化比较观——对钱穆历史文化哲学的一个审视

钱穆认为,历史和文化是同一的,历史文化是由经济(物质生活)、政治和精神(思想)三个层面构成,而精神的核心又是道德。钱穆进而从这三个层面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指出道德是历史文化的本体,具有终极意义。中西历史文化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内倾文化,而西方则是一种以物质经济为本的外倾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正途。钱穆的历史文化哲学及其中西历史文化观,既有其提出的时代合理性与现实价值。也反映了其历史局限性与民族文化本位论。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论中国的官文化与科举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完全成了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工具,不可能按照自身的规律健康发展,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政治人才,士人的理想人生就是入仕做官。这就形成了以“官文化”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适应了中国特有的地理条件、农业经济及宗法制等,应运而生。儒家思想又为科举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科举制对“官文化”的进一步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官文化”已成了巨大的阻力,批判和否定“官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