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

检察机关由于其特殊的属性,更侧重于在刑事方面行使诉讼监督的职权,易使民事诉讼领域的检察监督受到忽视。民事诉讼法有关检察监督的修改体现了全面监督的原则,但监督的形式、方法、范围、程序等规定却较为粗疏。明确检察权的性质,分析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于裁判行为、执行行为,以及相关违反法律要求的行为之监督作用,可以推动构建全面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达到法律监督的预期和实效。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象探析——以监督目的为视角

立法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其监督的目的是破解法院两大执行顽疾——执行乱和执行难.产生执行乱和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违法行使民事执行权,需要引进权力制约理念来矫正和治理民事执行行为.检察监督是理性回应社会制度需求.为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象是执行法官及其民事执行行为,而不是民事执行法律关系中不享有执行权的其它主体行为.检察监督应全面监督民事执行行为而不是有限监督,否则变相限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就不能实现监督目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审判权和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方式、程序等并没有作出细化和具体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科学定位与制度设计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话题,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引发热议。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对于解决我国当前民事执行领域所存问题的优越性。但是民事执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民事执行中的问题并不是单单建立一个检察监督就能解决的。正确的思路是：首先科学厘清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法院监督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依法监督、有限监督、不替代执行和效率的原则,对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启动模式和具体监督方式等进行制度设计。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面临的困难与对策

新《民事诉讼法》为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仍然面临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可供借鉴和参考的的成熟模式和经验、外部阻力较大而自身实力薄弱等困难.应当以促进民事执行活动规范化进行,维护民事执行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基本目的,根据预防性监督和普遍性监督等基本原则,明确区分监督范围与对象,通过构建检法沟通协调机制、推进民事执行案件资源法检联网共享、实施重大疑难民事执行案件情况通报制度、提高专业化办案水平等一系列保障性对策,促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规范化运行.     

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过去,人民检察院作为检察监督机关对于民事诉讼的监督仅局限于审判阶段,而对其后续的执行程序未作具体规定,以致于构成检察监督的盲区,使得我国“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日趋严峻,民事执行权无法得到真正落实。理论界和实务界亦长期致力于克服这一难题,试图探索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2013年1月1日,新的《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首次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程序。本文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民事执行活动引入检察监督制度的现实需求、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构建路径等相关问题做简要的梳理分析,以期进一步加强民行检察监督职能,促进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新《民事诉讼法》为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仍然面临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成熟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和参考、外部阻力较大而自身实力薄弱等问题。应当以促进民事执行活动规范化进行、维护民事执行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基本目的,根据预防性监督和普遍性监督等基本原则,明确区分监督范围与对象,通过构建检法沟通协调机制、推进民事执行案件资源法检联网共享、实施重大疑难民事执行案件情况通报制度、提高专业化办案水平等一系列保障性对策,促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规范化运行。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初探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受到很大制约。本文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生成和发展的解析,探求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当代民事诉讼原则的内在关联,试图从比较法的角度寻求理性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调节检审关系。     

民事诉讼法对检察监督内容调整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和价值取向

2012年修订民诉法从检察监督基本原则、具体制度和程序等多个方面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内容予以调整,这是对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指引。修法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是强调程序正义、保障和监督诉权、保持监督的谦抑性、强化司法效率,基于此,民事检察监督应遵循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职能定位、处理好检察监督与审判权的关系、处理好检察监督权与诉权的关系、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     

民事检察调解————法律监督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自由与命运——玛蒂尔德的一种存在主义解读

莫伯桑笔下的玛蒂尔德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虚荣心的代名词。但通过小说本身对玛蒂尔德的生存状况的呈现及其对生活的态度与行为的描写,我们会有不同的体认。从存在主义角度去审视玛蒂尔德,会发现她的一系列想法和行为都具有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自由的况味。玛蒂尔德最终面对的是意义的扑空,不由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也诱使人们去思索个体自由存在的秘...     

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

传统的价值分析法没有考虑到功能与成本的调整对产品竞争地位和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设计了一种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法。该方法以价值创造理论和整体产品概念为理论基础，仿照价值工程的分析模式，把所有影响产品竞争力的因素都看作是产品的一个功能项，运用量化的方法，以各功能项在不同功能值时对应的市场竞争地位和投资报酬率为分析焦点，寻求到了同时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最高投资报酬率的功能组合。用该方法确定的功能组合适合作为营销时代产品开发或改进的目标。     

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

提出了一种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对在模型失配的情况下,利用投影矩阵所形成的谱估计矩阵,同时对信号的到达方向及未知的模型误差参数进行估计,并利用退火模拟算法保证算法能收敛于全局最优解。为简单起见,文中仅考虑阵元的增益及相位误差参数。     

《万寿寺》里的时间

《万寿寺》里的时间具有多重功能,既是小说的主题,又是小说的形式因素:时间的小说塑形指向对自我之谜的探索,通过不断将故事时间放到一个新的时间起始处的手法,以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叙事技巧,将自我扩展为一段广阔的时空,创造出自我的奇异的文学形象。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消费通常被理解为不同主体的物质交换，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需求和劳动产品，其终端则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然而，市场又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足以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环节。要理解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能止步于对拜金主义的道德指控，而是要回到消费行为最初的主体性结构中。在消费的一般对象性结构中，主体既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在交换中，商品作为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是意志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契合了主体的需求。商品作为消费品，成为消费主体的有机或无机身体，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消费社会，由于一般等价物和商业的中介作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与劳动主体相对立。等价原则的普遍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使得商品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符号载体，进而形成了个体化表象的生存经验。     

康德判断理论的存在论阐释

正是对于先验统觉的追问，康德不仅完成了其认识论方面的奠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从海德格尔存在论雏度解释康德的判断理论，即海德格尔发现康德在两种追问“思一在”共属一体意义差异的关联点上。康德先验逻辑对于形式逻辑的代替，使其判断理论关联主体与客体，分析判断以同一律或者矛盾律说明主词或客体自身，     

阁楼中的沉思——论艾米莉·狄金森的哲学观

艾米莉·狄金森是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她一生归隐幽居,却为后人留下了近1800首别具一格、内容丰富的诗歌。文章通过分析狄金森的代表性诗歌,考察她对生活、友爱、自然、上帝、死亡和永恒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以期窥视这位女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阐明了她是一个勇敢执着、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本体论差异的辨析——基于泰勒与柏林自由观的比较分析

自由主义者以赛亚.柏林与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都认可自由是重要的价值规范,但前者把自由看作是免于外在干涉的个人的选择自由,后者则把参与自治看作是自由的实质。二者自由观的差异体现着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即个人与社会何为本原的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应当依据个人的性质来解释社会的行动、结构和状况,应当依据个人的善来解释社会的善;而社群主义则认为应当依据社会来解释构成性的个人,应当依据社会的共同善来解释个人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