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斋哲学思想之特色及其意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作了一简要概括,指出康斋思想的特色在于"一禀宋人成说",即严守朱子之矩镬;康斋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其对明代心学有"启明"作用,即其所谓"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其实,康斋之学乃圣贤之学,其对明代心学之"启明"并非学理上之"启明",而是笃志圣贤之实践.康斋之人格与实践乃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与意义之所在.     

吴康斋心体思想研究

作为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吴与弼（号康斋）的理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心体论方面,吴康斋重申天心、本心、初心、真心、道心、心气、良心、素心、芳心等心体哲学概念与范畴,并在日用生活中有效地践履和感悟,从而获得乐天知命、安贫乐道与读书穷理的生活心境。分析吴康斋的心体思想可以让我们看清15世纪上半叶心学大师对心体的洞见,体会儒家成圣道德修养过程的内在困境,从而坚定自我道德涵养的勇气和决心。     

15世纪中国儒学本体论的内在理路

15世纪中国儒学本体论呈现从理到气即理气浑然一体说(回归真实存在)的趋势.吴与弼(号康斋)与明初诸儒一样,本体论上主元气说,借鉴并消化二程的真元之气说.建构对元气为核心的理气观.陈白沙以自然之道为元气,形成以自然为宗、自得为大的学术体系.胡敬斋则将元气统一在理中,重申心与理本一、合一的命题,增强理学义理性、宗教色彩.吴康斋的天下元气与理契于心说、胡敬斋的心具万理、陈白沙道在一心、魏庄渠的万事一心、夏东岩的理在心中、余初斋的理气新论、湛甘泉的主气与洪觉山的真气说,组成一幅厚重的本体论宏大画卷,使宋代理学的形上性与抽象性得到增强,阳明心学的大明做了心学启蒙.     

陆九渊学说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

陆九渊没有把自己的学问概括为心学,宋代其他人也没有把它概括为心学。到了元代,有人以"本心之学"、"传心之学"来说陆学。不过,从宋末至元,事实上称程朱学为心学者更多见。明代时以心学说陆学的情形多了一些,但不能说已经很普遍。这样说的人似乎多对陆学持批评态度,陈建与唐伯元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明末以心学说阳明学的情形比较多见,"陆王"之说此时也已出现,但未出现"陆王心学"之名。一直到清中叶,此名始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陆王心学"之说大倡,陆九渊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     

“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与明代后期的学术演进——以李材、高攀龙、刘宗周为例

《大学》在明代后期学术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学术与其它朝代不同之处是其重视学术自得与宗旨。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大学》、《孟子》重新阐释的结合体,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和致良知正是王阳明学术的自得与宗旨。而王阳明学术的起点是从"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开始的,这也是王守仁告别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关键。从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发展到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对《大学》"格物"、"致知"重新阐释的结果,更是学术演进的必然。     

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

明代的理学、经学、史学、佛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在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上,应重新认识阳明心学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避免使之成为明代学术的代名词;不以清人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明代学术,学术史研究不应成为简单的"表章某某,罢黜某某";反思20世纪的明代学术研究史,在继承传统之上,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史大背景下,重新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历史,编著能较全面反映一代学术风貌的学术史论著.     

《诗经》与心学之原——从王应麟的论点出发

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指出,《诗经》中《敬之》篇所表达的思想是心学之原。历来学者在探讨心学的源流时,对王氏之观点没有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心学大师杨简的确在对《敬之》章的诠释中将"敬"与心相连,而公认对陆王心学影响巨大的孟子,在推崇"敬"的同时,也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敬"在陆象山、王阳明和其他心学大师的哲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诗》学也被他们认为是在敬畏之时保持洒落的关键,因此,王应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可信的,这也为剖析心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明代福建朱子学派的理学史意义

以陈真晟、周瑛、蔡清、张岳等人为代表的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首先,贯穿于明代中后期学术发展脉络的中心线索是朱子学派与心学派之间的相互辩难,福建朱子学派在与阳明心学颉颃中矫正其弊;其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具有深厚的经学传统,这成为清代经学兴起的重要环节;再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或者凸显朱子思想中的心学因素,或者吸收阳明心学的心学思想,这蕴蓄了修悟并重的工夫路向.     

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明代以降,关学发展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来说,明代关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继承了张载勇于创造、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以振兴关学为精神指引和责任担当,积极传承张载关学学脉;二是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融合周程张朱于一体,思想上时有新见,开创关中学术新局面;三是晚明关学出现心学化的倾向,但就思想特质而言,此时关中学者仍不失关学原有的精神传统和学术立场。因此,关学在明代的新发展,既不可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关中理学",更不能否定其在整个关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代内省式文学批评的心学取向分析

明代文学批评是在情感论与心性论的交叉纠葛中显示其运行轨迹,其中的师心派文学思想显示了对心学的趋进与认同。唐宋派标举的载义论、心本论,竟陵派对"精神"、"性灵"的诗学阐发,均确立了心之本位的理论特点,彰显出心学对文学思想的渗透。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高攀龙与刘宗周的交游以及思想异同论析

在晚明高攀龙与刘宗周并称大儒,二人之间有着十多年的交游。高攀龙也是刘宗周最为重要的友人,前者在人格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二人的思想却是同中有异,其中主要关涉到朱王之辨与儒释之辨两大问题。具体讨论高、刘二人的交游经历与思想异同,可以更好地梳理东林与蕺山两大学派的关系,从而深化学术史的研究。     

2000——2002年《儒林外史》研究述评

吴敬梓的论经著作《文木山房诗说》重现后 ,《儒林外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本文从《诗说》及其与《儒林外史》关系研究 ,创作主旨、总体构思及吴敬梓与全椒、扬州关系探讨 ,人物形象意蕴的发掘及情节本事考辨 ,艺术特色及比较研究等四个方面总结了 2 0 0 0— 2 0 0 2年《儒林外史》研究的状况及其业已取得的成果 ,并指出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展开     

说吴均的"游侠情结"

粱代文学家吴均诗中表现出牢固的"游侠情结"。吴均的"游侠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英雄 情结",它包含着功名渴望、恩遇希冀、身世感慨等多重内涵。解读吴均的"游侠情结"有助于我们更为感性 地认识其人其诗。表现吴均"游侠情结"的这类题材诗歌,在内容日益贫弱的齐梁诗坛显得尤为可贵。     

刘宗周对理学的总结与批评

明末著名理学家刘宗周对在他之前的理学思潮中的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了系统总结和评价,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慎独"说出发,对其提出了批评,同时又予以适当的肯定,体现了他包容诸家,重融会贯通,不重分别对待的思想特色。从而集宋明理学之成,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元明时期吴地园林兴盛的文化因素

吴地市民商人的附庸风雅和崇尚风雅、移民文化的影响和吴地文人的审美心态及其文化自豪感产生的刺激是元明时期吴地园林活动得以兴盛的三个因素。三者共同促成了吴地园林修建和园林景观、园林活动中文化含量的提升。     

幸运的吴承恩

从历史为吴承恩保留下来的资料的“片断”入手,分析认为吴承恩与那些同辈的、不同辈的文化人相比是幸运的。一是《天启淮安府志》“破例”为吴承恩在官修的志书中留了一笔,这应该是由于吴承恩的身份和《西游记》的影响;二是吴承恩的墓因被盗而被发现,获得了确定吴承恩身份的重要资料;三是由于吴承恩头骨的存在,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而不断增加对吴承恩的了解。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越绝书》作者考辨

宋代以后,《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得到了质疑,明代杨慎用析隐语法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清钦定《四库全书》袭杨慎之说,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不绝。我以为,《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所谓的隐语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越绝书》“成非一人”。     

南宋名臣吴潜的宰相生涯

吴潜为南宋名臣,关心国事,节用爱民;为人豪迈,不附权要.屡次上奏,表达对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形势、军事策略及用人方法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措施,因而在理宗后期曾两度为相.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及君臣、臣相间复杂的关系与争斗,吴潜的一些建议并未实施,或是实施而效果不大.他罢相的原因主要是同僚的排挤、台谏的攻击及自身的性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