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艮的几个哲学命题对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泰州学派对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只是使文学创作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王艮的几个哲学命题直接影响到文学表现对象的下移,文学题材的扩展,直抒胸臆的文学创作方法的滥觞,以及文学由载道功能向娱情功能的嬗变。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思想内涵

针对晚明与反理学思潮伴生的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多倡导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重新树立起宋明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观念在明清之际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贯穿始终。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文学思想的空前活跃,进而演化出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盛景观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程朱理学禁欲观念对晚明戏曲的影响

晚明时期,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影响明显减弱,其禁欲观念的束缚虽不如明初严酷,但其余响依然不绝,对此一时段情爱剧之的创作、批评及传播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晚明世风的渐变与文学的新进

晚明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时代。晚明世风的转变有着厚实的哲学基础，其世风表现为越礼逾制以及种种张扬个性的鲜明特征。晚明世风对文学的影响是突出了言情内容，使晚明文学成就裴然，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当代，晚明文学的痼疾也呈日益扩大之势。     

《金批西厢》中的“诗”“歌”话语与晚明文学生态

金圣叹在批点《西厢记》时所引述的评论话语非常丰富,韵文方面择要而言有《诗经》、唐诗、民歌时调等,分别反映了其对《西厢记》的思想、语言、文学价值等的意义揭示。以上评点话语的选择与运用,虽与金圣叹的个性、学养有关,但更是晚明文学生态的某种映射：妙解儒家经典以反对理学束缚、唐诗以诗集以外的形式传播、以民歌小曲为绝假存真的利器等文化现象,在晚明社会中皆不罕见。从《金批西厢》评点话语中,可以寻绎出联系的文学生态系统对作家及作品的影响。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颓废——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

现代性研究的困境在于变笼统概论为专题分梳。五四以降的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首先视晚明文学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继而以资本主义萌芽等话语为轴线,新时期以来则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着手,新世纪以降则从消费文化等方面考察晚明文学的现代性。梳理此研究历史和现状,借以审视其研究困境,力图从颓废面向来重视晚明文学的现代性,寻绎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论陆云龙的女性观——以《型世言》评点为主

晚明下层文人陆云龙在对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中的诸多女性形象进行评点时,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女性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陆云龙的女性观既充满了传统的保守思想,又渗透着进步的开明意识,其矛盾性是受传统理学思想和晚明启蒙思想的双重影响所致。     

“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学问”——陆世仪与明清之际儒家生死、鬼神论的新动向

明清之际的名儒陆世仪致力于扭转晚明以来儒者过于重视死后世界和鬼神报应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他反对以死后的审判和轮回解释果报,并主张在世俗伦理的限度内解释祭礼。不过,他对晚明思想也有继承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他并不否认果报观念本身,也不否认鬼神可以独立存在于人心之外。正是这种与晚明思想的连续性,导致他并未完全回归宋代理学的传统。不仅如此,他对理学以阴阳为鬼神等主张还持批判态度,这和当时或稍后的不少儒者是颇为一致的。这些都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在生死、鬼神论领域的新动向。     

从重道轻文到道艺双修 ——宋季理学诗学本体论考察

文道关系问题是两宋理学家和文人共同关注的诗学核心话题.相对文人而言,北宋理学家普遍具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文学和理学之间势如水火.但随着宋季理学官学地位的获得,二者的紧张关系有所减弱,虽然"道本文末"的观念依然流行,但吕祖谦所倡导的"合周程欧苏之裂"诗学思想逐步为宋季文坛所接纳,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多数晚宋学者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创作实践,从而使理学诗文一定程度回归到文学本体.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晚明文学的“实用”特性——兼及文学的“世俗化”

频临崩溃的晚明社会向晚明文人提出了“拯救”世道人心的历史任务,于是文人们致力于社会的现实和心灵的现实,开始用文学对世道人心进行批判和重建。整个晚明文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深深地打上了切近功利的实用特性。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

高攀龙是晚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东林学派领袖。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呈现多面复杂的情形。高诗以效陶为主,清真雅正是其主要特征。高攀龙在陷入党争而遭贬谪、罢官、削籍乃至在东林书院被毁的情形之下,其诗歌创作依旧基本保持原有诗风。而作于万历年间的记事文章则呈现剽悍激愤之风,与其多数文章的中正典雅之风全然不类。高攀龙逝后,门人陈龙正整理其遗稿并于崇祯五年编刻《高子遗书》时,有意将此类文章删汰不选,以维护老师粹然如一的理学醇儒形象。高攀龙作于天启年间的尺牍,流露出愤懑、悔恨、无奈、宿命乃至绝望的复杂思想。这不仅与其以往尺牍中自信从容的道学气象不符,而且与其反复申诫的理学观念中的“无事”思想相悖,由此体现了身陷党争中的高攀龙理学与文学的背离,为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