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

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晚清政府职能萎缩与绅士基层"自治"

晚清中央权威衰微,政府公共职能萎缩,稳定大清江山成为清政府的首要职能,无暇顾及基层社会控制.因此,基层绅士托起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维持社会秩序,形成所谓的基层绅士"自治"局面.     

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

绅士权威有两个来源,其知识来源是：知识正当化使绅士成为文化权威,知识等级化使绅士成为政治权威,知识公共化使绅士成为道德权威。其社会来源是,由于古代绅士跟州县官在知识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跟乡村平民在社会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并且州县官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存着着双重空集视域,所以绅士是州县官与平民之间的中介,而这为绅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与社会来源都解体了,于是绅士权威也崩塌了。而绅士权威在乡村社会的崩溃,正是启蒙运动失败的根源。     

论清季外官改制中的地方政治转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清季外官改制期间,省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机构专门化、职责制度化,司法独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以及谘议局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管道;州县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绅权从乡村向州县级政权的扩张,地方绅士成为州县级政权体系中的权绅。晚清政府引入三权分立原则,在推进地方政治转型的同时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绅权的转移开启了近代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进程,最终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使乡村社会陷入难于整合的危机。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实用型司法: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审判传统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审判是在不同于西方法官体制的背景下,由全权掌管地方事务的州县官进行的以尽快平息讼争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方式.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法文化尚未完全渗透到中国基层,民事司法仍然保存着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实用型特征.这种司法模式以地方官员的全能型权力为基础,以最有效的纠纷解决为目标,以不违背官僚追责和道德操守为限,在基层社会有效地维持着地方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围绕纠纷解决而非法律适用的实用型基层民事司法可视为近代中国一以贯之的特点.     

扩张与困顿：从警政经费看晚清地方警政建设

警政建设是清末国家权力向州县以下地区进行扩张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谕令地方自筹经费开办。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因财力不济,不得不采取加重捐税、增加税种以及和地方士绅合作等办法开办警察。由于经费筹措的困难和税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清末的警政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逐渐走向了困顿与萎缩。兴办警政助长了士绅力量的膨胀,冲击了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崛起特殊,构成复杂,分化缓慢,涉足范围广阔,社会影响深远.这个社会群体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和乡土社会的变迁,而且不断地瓦解着晚清的国家政权,影响着清政府各种制度的变革.     

表率·教化·守护：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社会秩序之维护

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士绅视地方风俗之培育、司法审判之公正、社会秩序之维护为自己众多职责的一部分。他们身体力行,或通过圣谕宣讲的劝说方式感化乡人,使他们遵循封建礼教;或结交官府、或直接调解地方纠纷以维护封建法律的公正公平;或由他们出面、或受官方委托组织地方团练,为维护清朝陕西地方的社会秩序,保护地方社会人民的安危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文澜书院与广州十三行商

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文澜书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一个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还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文澜书院不仅为行商带来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与荣誉,为其赢得了在商言商、遇绅而绅的身份认同,更为行商家族实现"由商入仕"的发展战略提供平台与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