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近代边疆危机视域下冯子材的历史地位述论

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冯子材受清政府重用,先后出任负有“巩护疆陲”使命的广西提督、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大臣、云南提督等职,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为治理粤、桂、滇三省边疆危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饱经内忧外患之苦的上述边疆濒海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建树。被时人盛赞为“边关卧虎”、“国门砥柱”, 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遗产廊道视域中滇藏茶马古道价值认识

滇藏茶马古道是历史上纵贯西南边疆的民间商贸通道,对西南边疆民族经济互助、文化交融、民族和谐、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角色和功能,急需全面分析古道所面临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以阐明重新认识滇藏茶马古道价值的必要性。基于此,提出茶马古道全新价值观,即古道在遗产价值、维护生态安全、遗产游憩廊道、爱国主义教育和寻求共同地方认同等方面的多元价值表现。以古道新价值为依据,指出构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是发挥和利用古道完整价值的适合途径。     

中国当代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势能”构造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出现的高强度“政治势能”给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推进以强烈的影响,从而昭示边疆治理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关注边疆的“政治势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关注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关注力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目标追求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一元化政治势能是因领导体制变化而形成的势能,机制性政治势能是因机制运作效能提升而形成的势能。大体上讲,关注性政治势能和价值性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和政策效果评估,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而机制性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执行,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因此,“政治势能”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全程,并对边疆治理形成全方位的影响。“政治势能”的构造成为边疆的一种中国特色治理模式,是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的“治理密码”。     

“麓川战役”与云南卫所军功研究

麓川平缅宣慰司之乱关涉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和明朝国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卫所职役在麓川战役中系本省参战,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其获功依据主要为阵亡功、奇功和头功。“冲入敌阵”“深入敌境”的奇功以及“当先破敌”“出哨杀敌”的头功,均需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内陆移入云南的职役群体,面对麓川地区复杂的环境和边境危机,军功升赏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职役群体的战斗力,更有利于麓川叛乱的平定。军功授予依参战地点环境的险恶程度、战阵的难易情况区别升赏,是为明朝廷“以靖边境”“护国捍边”的实际举措。由于麓川战役持续时间长,大小战役众多,过程复杂,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对麓川战役获功者子孙应袭、应革功次作清理时,规定:奇功、头功袭职仍循旧例,仅对麓川战役中越升职级者和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减革,折射出西南边疆地区制度、文化与内地的差异,使得中央对其实施不同的治理策略。     

论云南长期使用贝币的原因

中国货币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原内地和云南边疆都曾经使用海贝作货币，中原地区至秦统一中国时“废贝行钱”，而云南各民族直到十七世纪还以贝为币，成为中国历史上货币流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文从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等方面探讨了贝币流通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清初治滇述论

清朝初年,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的二三十年间,是云南实现由乱到治的关键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治滇思想和治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滇治策体系,其治策涉及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较为切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成为其后清朝统治云南的治边思想和治策。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云南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

云南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多民族省份,这里民族种类多,民族语言多,民族文字多。人类文明是同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云南的民族文字为云南民族的社会进步作出了了巨大贡献。解放后党和国家为了帮助云南一些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迅速发展,三十多年来在民族语文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健全了省、地、州、县的民族语文工作机构;一方面在新闻、教育、出版和文化、广播部门认真使用了民族文字,用于出     

“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与逻辑机理

边疆治理模式存在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分野,区域主义模式是当下边疆治理应该提倡与建构的主导性方向。建构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应是发掘并揭示其中蕴含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在德勒兹“空间层化”的视野下,国家在边疆所施行的治理使其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平滑空间”转变为被国家秩序化了的“纹理空间”,呈现出基于空间上的举措而推动国家权力在边疆延伸并重塑边疆社会秩序的过程。这不仅展现了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而且还揭示出边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空间层化”的关键在于对流动性的控制与调节,由此推动空间形态的转换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通过“空间层化”这一概念的意象与机理,不仅可以理解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空间过程,而且对推动流动性情境下的当代边疆治理及其区域主义转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用夏变夷":明朝对边缘藏区的儒学化趋向

以中原核心文化儒学“染化”边疆少数民族,是历代封建汉族中央王朝实现政治大一统的一种重要的辅 助措施。明朝对其对于西北西南边疆统治安定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今甘青川滇等边缘藏区的控御,正是充分运用 这一手段,使其在该地区的因俗与变夷有机结合,并取得较好的客观效果。     

少数民族古籍可丰富中国历史的实例——《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简介

<正>《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的子项目,由云南民族大学张纯德教授主持,朱琚元、白兴发参与,三位共同撰写的专著,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2013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彝文古籍,对西南边疆的历史、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从历史地理学出发,以秦汉时期滇东北、川南、黔西北地区所用的彝文原著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彝文古     

滇桂黔边纵与云南少数民族

解放战争初,中共云南工委贯彻党中央指示,广泛发动西南各族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为云南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 滇桂黔边纵的建立及其发展     

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建设论纲

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中心地位。因地缘政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经济格局而呈现的特殊性,使得边疆地区的政治建设既具备国家政治建设的普遍属性,也呈现为独有的区域特征。政党建设推动的边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国族机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以互惠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府际关系建构等,均体现出政治建设中鲜明的边疆特色。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直接成果是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而实现途径则是边疆治理体系的革新与治理能力的重构。     

环境、族群与疆域空间：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和阐释路径

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

“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形成于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地,丰富、完善于两汉时期开发西南边疆的进程之中。此套方略的基本内容是,北方中原王用在稳固掌控西南北部蜀地的基础上,与蜀人一同治理巴地,并依托北部的巴蜀人对西南中、南部进行治理和开发。该方略切合酉南实际,卓有成效,对后世影响甚大。     

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战略构建与重点任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上,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重塑边疆社会运行方式、强化边疆治理并补齐战略短板的关键引领和战略支点。为探析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内容,在剖析我国边疆治理史的基础上,梳理边疆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阐明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双重基本要素,结合“输入—过程—输出”（IPO）模型,以宏观视角探索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以落实新型区域治理为导向,基于制度、理念、组织与资源多层面协同思想构建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战略。基于“三元”空间发展系统,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多维防护、多方联动四个重点任务。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