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西南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会学者们围绕西南区域人类学发展史,边疆、民族与"他者"的文化历史构建,西南少数民族的社区、族群认同、文化传习和表达的政治,藏彝走廊研究和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突出的成效。研讨会具有跨国、跨地区、跨族群、跨学科、跨学术史时段的特点。     

“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与逻辑机理

边疆治理模式存在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分野,区域主义模式是当下边疆治理应该提倡与建构的主导性方向。建构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应是发掘并揭示其中蕴含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在德勒兹“空间层化”的视野下,国家在边疆所施行的治理使其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平滑空间”转变为被国家秩序化了的“纹理空间”,呈现出基于空间上的举措而推动国家权力在边疆延伸并重塑边疆社会秩序的过程。这不仅展现了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而且还揭示出边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空间层化”的关键在于对流动性的控制与调节,由此推动空间形态的转换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通过“空间层化”这一概念的意象与机理,不仅可以理解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空间过程,而且对推动流动性情境下的当代边疆治理及其区域主义转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绿洲桥”视野中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以河西走廊电视系列片的史观为起点的思考

[提要]文章提出中亚史与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形成有关，在单线社会形态论和文明等级论影响下，中亚成为静态历史地理空间；而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则有“外族盛衰连环性与外患内政之联系”的传统，中亚是动态历史地理空间；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河西走廊“绿洲桥”则体现了包括历史中国与周边共享的动态区域性世界，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亚洲区域性世界消失。“绿洲桥”作为区域关系研究的视角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从而突破了东西二元的话语结构，为建构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与世界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可作为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另一层深意。     

场域•视语•认同： 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

[提要]民族的图像空间呈现是竹枝词特有的一种空间叙事方式,其以视觉语言为文化符码来展演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竹枝词的民族图像空间以“可视的语言”为视觉形象的媒介形式,对西南族群的盘瓠神话、跳月对歌、节日庆典、婚丧礼仪等仪式场域进行展现。在“同化”视野下对西南族群进行服饰、发式、秉性、形貌等种族特征的视语建构,呈现为以视觉语言解码破译与编码转译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与跨界想象、族群边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社会结构互动中演进形成认同的根源,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     

多族交互共生的仪式景观分析——贵州黔中跳花场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形态的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交互关系与共生状态.贵州黔中地区半边山河谷的“跳花场”活动正是这种多族交互共生关系的仪式景观,其所再现的“互补性分化”与“对称性分化”的社会机制及其确认的神圣灵力之“他性”与“不可让渡”的文化逻辑,使得一个多族杂居的地方能够在族群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完成多种社会的互嵌融合、实现多元文化的并置对接.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地方传统、国家政治与边疆秩序

近代以降，中国开始经历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变迁是要将清帝国边缘藩属及其中的部落族群转化为民族国家内的边疆与少数民族。西康作为一个关键而典型的边疆区域，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一改造实验的前沿地区。本文以1939年西康建省前后进行的两个社会考察为例，通过图文分析说明边疆社会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被再现，从而探讨知识生产和时代结构之间的共振互动，评估地方改制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调适摆荡。此项研究有助于融通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研究，为理解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转折提供另类角度。     

神话的图像叙事:明代丽江壁画研究

丽江壁画始创于明代并存留至今,它展现的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所崇奉的释道众神形象,而寓言性的附加意义则蕴藏于图像表层之下——白沙壁画是木氏土司集体性心理图式和王朝观的视觉呈现,是由图像符号讲述的神话,壁画的视觉形式之中寄寓了西南边疆政权的上层政治精英对国家、地方和族群的文化想象。身处汉藏夹缝之中的纳西族木氏历时数代经营宫室壁画,凭借图像来进行叙事,界定族群身份,并表述帝国、边疆、华夏夷狄的族群与空间格局。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欧立德教授与“新清史”研究——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教授

欧立德教授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清史研究以及新清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欧立德认为,开展清史研究不应该将清代史与满族史割裂开来,要致力于两者的结合。他强调,"新清史"寻求的是打破有关清朝历史的线性历史叙事,承认并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把学术探讨延伸到族群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与世界历史相关的领域,把满洲统治纳入到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把清代历史研究与世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现象及其文化内涵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指路”现象。“指路”是指明远祖发祥地的意思,大致包括指路经、送魂、迁徙史诗、历史符号、谱牒、民族称谓等内容。在指路现象中,包含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反映出各族群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信息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思想中牢记族源、以史为根、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     

论族别史研究与整体史观——以西北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历史研究为中心

［摘要］当前我国西北地区回、东乡、保安等几个少数民族的族别史研究当中出现了过于强调族别而忽略族际密切关系、只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而看不到她同其他民族共同发展历史的问题，文章通过对这几个民族与“回回”关系的分析，指出当前这几个民族的族别史研究必须要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摆脱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以民族关系史研究为媒介，实现其民族史研究的多领域、多视角以及多种方法、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     

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生计方式变迁

傈僳族是我国西南边疆迁徙活动较为频繁的跨界民族之一。文章运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以在中缅北界地区生活的傈僳族为例,力求在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其生计方式的转换进行讨论,将跨界迁徙和游动与生计方式变迁联系起来,强调族际交往、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对生计方式变迁造成的影响,兼而讨论生计方式变迁与国家管理模式的关联性。     

边疆政治演进中的族名实践——以德昂族族称为视角

德昂族官方称谓的出现与族称的历史变迁是清代中缅战争以来在疆域边缘特殊区位环境下边疆政治力量长期演进推动的结果。德昂族的族称命名在历史脉络中蕴涵着支配政治资源,区分政治秩序,赋予政治权利等族群政治生活的内涵。在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对德昂族族名进行回溯研究,旨在说明古典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族名所承载的深刻政治关系与政治涵义。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历史上的王朝随着实力强弱变化调整治理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模式,主要有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中国古代族际主义取向治理模式;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近代区域主义取向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需要治理思维取向的转换,结合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地方治理理论,并借鉴我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模式和经验,挖掘本土性、族群性治理资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系统,这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环节。     

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

本文以白、纳西、藏、傈僳、普米、怒、独龙等多个民族世居的滇西北地区为研究中心,试图展现民族间商贸活动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变迁间的具体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族际经济互动是促进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生活转型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基础。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 ,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 2 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 ,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 ,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 ,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 ,逐步淡化族群意识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与互通

中国各部分的边疆存在差异,因此在具体的边疆区域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边疆研究"内亚范式"和以施坚雅为代表的边疆研究"西南传统"在各自研究兴趣与路径方面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以更具有连续性的内亚-西南分析视角来看的话,则可以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找到其内在的互通之处,进而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内亚与中国西南社会。     

中国西南边疆危机与近代景颇／克钦研究述论

近代,随着缅甸全部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地时代的到来,从中国内地途经云南腾越,进入缅甸八莫、曼德勒等地的西方人士不绝于道,对分布于中缅边境的景颇／克钦民族的见闻和认识在其所著述的游记或调查报告中得以体现。国内同一时期,西南边疆危机凸显,被称为“野人” 的族群及其所在野人山区域骤然升温,成为外界关注之焦点。搜寻这一时期中外学界及相关人士对这一族群的记述和研究,将进一步呈现近代景颇／克钦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特点。     

“归族识别”后克木人的认同与发展

克木人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原先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傣泰族群对其“认异”的历史记忆上,其族群边界在自我认同——被认异——强化认同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强化.突如其来的“归族识别”的强势介入赋予了克木人一个新的族属:布朗族.这一新族属在政策语境中与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间互动博弈,给克木人带来了身份认同与发展的双重困惑.随着特殊扶持政策的推进,“我们是谁”成为克木人在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心结.而“族”的隐喻与“人”的发展将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统一?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