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麓川的兴衰

麓川,原为十三世纪元王朝在云南行省西南部金齿地区设置的六路总管府之一,明王朝改置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是明代在云南西南边境设置的一个傣族土司区,其中心地区为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陇川两县全境及梁河、潞西两县的南部一带。从元朝末年开始,直到明朝正统年间的近一百年里,傣族首领土司思氏势力在这里发展起来,一度颇为强盛,据有以麓川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统治着以傣族为主的多种民族,形成了与明王     

“安边”与“谋边”:西南边疆治理视角下蔡锷治滇实践研究

蔡锷在昆明“重九起义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针对云南在地缘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形势,蔡锷以“建设”为目标,重在“安边”,同步实施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主动缓和与英法方面关系,使革命后的云南快速恢复秩序。为更好应对持续的边疆危机,为云南的发展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蔡锷又提出了修筑滇桂铁路、完善边地治理、组建西南军事联盟的“谋边”设想,试图将云南一隅之发展与国家整体治理战略相融合。蔡锷“治滇”在促进云南现代化转型、西南边疆稳固和五族共和理论发展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仍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存在局限。     

略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与赵尔丰

川边改土归流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边疆的严重威胁下,清统治者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它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声援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的作用,同时也给川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一系列的变革,进一步密切了汉藏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为后来西康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土归流相比,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意义。在此期间,赵尔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注意的。     

终始边疆：屠述濂仕宦年谱与政绩系年考订

清代湖北孝感（今湖北省孝感市）监生屠述濂，乾隆四十年以捐官入仕，分云南使用。由府经历，历任县丞、州县官，升永昌知府、东川知府，护理迤东道，升迤南道，嘉庆初期屡立军功，赏按察使衔。嘉庆五年，染瘴气卒。其一生仕宦在滇，政绩卓著，于铜盐大政皆有重大建树，百姓感念。屠述濂的传记，目前所见除其子屠之申在家谱中所撰《南洲公传》外，云南、孝感诸方志亦多其传，但皆较简略，所载屠述濂履历政绩多有龃龉与系年不清者。今据云南诸府州县志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颇可依年辨证清晰。屠述濂作为一名中下层官员，一生为巩固和发展西南边疆所做出的贡献，善始善终，值得历史铭记，其精神风格值得传承，从中也可窥见清代文书政治的一些疏漏。     

论护国战争时期的湘西战场

<正> 以讨伐袁世凯窃国称帝的护国战争,首义于云南,继而发展到贵州.滇、黔两省都处于大西南险要地区,这种格局,无论从护国军将战争推向全国各地,还是从袁世凯围剿和镇压护国义军来看,都造成了湘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意义.云南独立以后,唐继尧就注意到了湖南的地位.他认为:“湖南地处冲要,对两广和滇黔来讲,军事战略意义极大,我们正应抓紧经营,以便减轻侧面的威胁.”按云南护国军的作战计划,在主力向四川进军的同时,以护国第三军取道贵州,进攻湖南,由于袁军由广西进逼云南,护国第三军被迫改向四川和广西进军.但接着贵州宣布独立,进攻湖南的任务,就由护国黔军担任.辛亥革命以后一直瞩意于湘事的程潜,在护国讨袁的酝酿过程中,就直接提出了湘西的问题.他认为,要在湖南发动讨袁战争,“长沙、衡阳是冲要地区,袁氏已布重兵,即令得到少数军队的赞助,发难侥幸成功,但离根据地过远,势难长久坚持.     

汉族入云南始于“庄蹻王滇”质疑

读了何华新同志的《云南汉族源流述略》(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颇受启发。但对于何文把“庄蹻王滇”视为“第一次沟通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与祖国西南边疆滇池地区少数民族人民间的关系”,即汉族进入云南之始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庄蹻是否属于汉族或汉族的前身华夏集团,这是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史记·     

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治边政策特点分析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 1932年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是东北边疆边患日益严重、边乱频仍的历史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为治理边患、平息边乱、开发边疆、反对“满蒙独立”推行了一系列诸如“移民实边”、“屯垦兴边”、“以路治边”、“以夷制夷”等治边政策 ,为维护东北边疆的稳定与开发和祖国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对东北边疆的历史地位及东北地方政府治边政策产生的背景、特点进行分析 ,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治理边疆的经验教训 ,这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凸显的今天 ,无论从发展学术 ,或对现实的需要都具有一定意义     

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与“封建”贵族政制完全不同的、以军功和法制为核心的新型平民政治体制模式: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王以下的全体国民则在等级差序的设计中,给予平等的升赏机会和同样的惩罚手段；建功立业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一介平民可跻身为将相,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社会政治模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通过秦帝国的统一推向全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格局.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岑毓英爱国之二义举

清末云贵总督岑毓英是一位爱国官员。 19世纪中期的边疆危机中 ,他坚决抗敌 ,力图把侵略魔爪挡在云南之外 ,暗中指使了“马嘉理案” ,案后积极辩驳 ,据理力争 ,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法战争中 ,他率领军队奔赴抗法前线 ,发动了著名的宣光战役 ,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 ,但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 ,牵制了敌人主力 ,为东线镇南关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环境、族群与疆域空间：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和阐释路径

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内驱力”建设研究——以西南边疆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和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作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论述。"扶志"与"扶智"发展路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团队在云南和广西边境调研的结果表明,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来源于当地文化传统、现代文化、戍边文化和党建文化。在实践中,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主要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推进扶贫工作中的基层文化实践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内驱力"建设。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为主的文化"内驱力"建设路径,将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文化兴边、强边、固边的智识服务。     

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研究

自元明以来,黔西南地域就是中原进入西南边疆的国家官道之咽喉所在。为守卫和保证其畅通,明清中央政府都实施了强制性“军屯戍边”和移民政策,导致黔西南的移民达到黔省之最,外来商贾也云集黔西南地域从事边疆商贸,商贸文化景观遗存就是当时当地商贸经济高度发展的直接体现。本文站在历史文化景观的角度,采用古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方法,分析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出现和变迁所反映的清代黔西南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实施的国家化战略,同时对其未来的保存提出建立“历史地标”保护系统并建设地方商贸文化博物馆的建议。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渗透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构建和谐边疆的视角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渗透问题一直是云南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影响着云南边疆多民族间的团结与稳定.在构建和谐边疆的视角下,研究云南跨境民族宗教渗透问题并提出有效抵御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侧重于多角度的抵御对策分析,认为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意识,是最有效的抵御宗教渗透的举措.     

新时期、新概念、新命题——中国西南人类学2013年论坛会议综述

2013年6月29至30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主办的“新时期、新概念、新命题---中国西南人类学2013年论坛”在重庆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社会科学院、西南大学、四川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国内外6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就“灾难与生态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变迁”、“西南通道与学术思想”、“藏边社会与文化”、“跨境与西南民族关系”、“人类学的田“与实践”、“医疗与传承”、“历史人类学视“中的知识”、“记忆、宗教与政治”和“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电影与社会变迁”九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辽代治边三题

辽代治边有其鲜明的特色，疆域宽广，民族、部族众多是“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因俗而治”在政权机构上的体现就是北、南面官制，在对少数民族的治理上则体现为属国体制和部族体制，在对不同区域的管理上，则有东丹国的设置和西北、西南招讨司的设置。辽代中央治边机构主要是北面官系统中的各种机构，地方治边机构主要有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并为金代所沿用。边防城是辽代边疆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民兴滇科教为先

当瓦特的蒸气机发出第一声长鸣,当亚历山大·贝尔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当莱特兄弟的“飞行者”圆了人类的飞行梦,当人类的足迹首次踏上月球……人类的历史就在这一次次创举中被改变着、推进着。正如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时所说:“对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这是迈出一大步。”的确,每一次科技的进步,哪怕只是一点点,都可能改写人类历史。正是由於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1995年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云南作为我国西南边疆省份,也开始了实施科教兴滇战略的漫漫旅程。以科技促发展云南是中国的资源大省,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之回应

抗战期间,在日本的怂恿下,泰国公然宣称我国南方几省为泰族发源地,要收复失地,还派人到我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活动,并于1939年6月将暹罗改称泰国.这种大泰族主义言行引起了处在艰难抗战中的重庆国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国知识界的警惕,引发了我国政府及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反思.重庆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府逐渐重视西南民族和边疆问题,开展一系列民族调查活动,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流寓西南的爱国知识分子,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或整体性,对大泰族主义侵略言行予以了有力驳斥.国民政府和中国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的回应和反击,对于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白族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自称“白子”、“白尼”、白伙,意即“白人”。汉族称之为“民家”,纳西族称之为“那马”,僳僳族称之为“勒墨”,贵卅威宁的人称之为“九姓”。一九五六年,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为白族。 白族人口百万余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的散居在云南的保山、丽江、昆明等地,贵州的毕节专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渡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