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帮扶乡村振兴的工作模式与实践路径

帮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责任和政治任务.文章基于长沙理工大学在湖南省新宁县枧杆山村的扶贫案例,分析了扶志扶智的本质内涵及相互作用;提出了"五力"模型思想,将精神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人才扶贫、科技扶贫作为着力点,研究其对扶志扶智的协同影响;基于扶志扶智的贫困村构建了"五扶"工作模式,并探索了"五扶"工作模式的实践路径,对于促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从精准扶贫到共同富裕：扶志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可视化分析

后小康时代,中国开始向内生性发展转型,从精准扶贫过渡到共同富裕。扶志是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精神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以CNKI核心论文数据库中的46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文献计量及知识图谱为研究方法,运用CiteSpace与VOSviewer软件系统性追溯扶志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发展脉络。结果表明：扶志研究突现于精准扶贫期间(2016年),于脱贫攻坚决胜期(2020年)达到高潮,并于乡村振兴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时期稳步发展,未来的研究趋势指向共同富裕的精神方面。扶志研究的演进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政策导向表现出明显相关性,“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心理扶贫”“精神扶贫”都是扶志的重要方式,“相对贫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是扶志的重点关注,“精神贫困”“内生动力”是扶志的核心靶向。共同富裕时代的扶志研究须从视域拓展、方法创新和范式提炼三个方面不断深化,立足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挖掘中国经验。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兴县蔡家崖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战略选择。旅游产业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动力之一。蔡家崖村地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年来,蔡家崖村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探索旅游富民之路,形成了现代农业与红色旅游互促共赢的发展局面,目前基本实现了全村脱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代表地,通过分析其旅游扶贫的背景、模式与实施路径,深入研究蔡家崖村“红色旅游扶贫,农旅融合兴村,旅游电商富民”的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蔡家崖村旅游扶贫的经验和启示,探讨其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试析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成功经验,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究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有利于加强扶贫工作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精神解放理论,马克思精神解放理论作为人的解放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目标始终是实现人的解放,其载体是群众的实践,其关键是群众主体性的确立。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跨越性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战略中提出十大示范和三大跨越,其目标是以跨越实现示范,其路径是在"云南现象"、"云南经验"等优势基础上以一系列的跨越为全国做出示范。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是"探索中国特色云南特点的民族工作道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示范是缩小各民族间经济差距、提升生活水平,并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型示范性模式。边疆繁荣和对外开放的示范需要通过跨越以发挥云南在"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大作用。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扶贫的思考

农业产业发展既是脱贫攻坚时期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减少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有限,农业产业开发多以地方特色经济作物为主。现实中,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存在思想观念因循守旧、基础设施欠缺、综合支撑不足等问题。本文剖析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困境,以西藏深度贫困村庄的经济作物产业发展为例探寻打破困境的措施。经济作物产业扶贫要遵循区域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双重逻辑,强化扶志与扶智、因需建设、综合支撑等路径,破除限制条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支持。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     

2009年第5期目录

中国边疆多为信仰、语言与文化不同的多民族的聚居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羁縻州府、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伯克制及屯田制等独特的边安经验,也有民族区域自治的丰富实践.然而,着眼于历史的逻辑、现实的语境及未来的图景,边安问题研究的缺失与边安政策的摇摆凸显了建构"边安学"的价值."边安学"是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问题域是边疆安全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研究重点是边疆安全能力建设."边安学"将丰富边疆治理的内容、方法、途径与实效,使边安研究从零散、被动、经验化转向系统、主动、理论化.     

"边疆发展"献疑

通过剖析"边疆"这一概念对整体的解构意涵,着重讨论边疆发展战略出发点的迷失所在.国家试图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来拉近边疆地区与内地在发展水平上的距离,来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促进当地的民族关系.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这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这样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站在当地不同民族民众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如果决策者在思路上没法摆脱"边疆"与"内地"、"中心"与"边缘"、"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两分法模式,那么,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事与愿违的后果将会不断地发生.从长远的维度来看,惟有在认知上最终消除上述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分类,所谓的"边疆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试论萨都刺的边塞诗歌

萨都刺“别开生面”的边塞诗歌,与诗人生活的时代、地理与社会环境,以及族别、家世和履历诸背景材料密切相关。诗人从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出发所表现的反战态度,在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复杂纷纭的时代对民族冲突所持有的正确认识,成为萨都刺诗作的主要思想内容。在表现手法上,萨都刺的边塞诗也兼塞北南疆的风物意象,富于浓郁鲜明的民族色彩和“雄浑清雅,兴寄高远”等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开拓了中国边塞诗歌的题材和艺术境界。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清季中国学术中居"显学"地位,后来一度呈衰落之势的边疆研究得以复兴.除了民族危机有以致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会直属之边疆服务部,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服务边民之同时,从事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边政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自觉表现出的汉族文化中心立场以及基督教神学判断,一定程度影响到其研究旨趣及其对"边疆"文化的认知,边疆研究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局限.     

“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

＂边塞新诗＂、＂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歌＂相互混淆,泛化且淡化了重点和特征,使得读者和作者都难以认知把握＂新边塞诗＂;宏观视角、＂大我胸襟＂的主流性或意识形态性,也使得＂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     

从环境史角度解读特纳的“边疆学说”

特纳之"边疆学说"自诞生后,曾主导美国史坛达三四十年之久,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西部史学派。边疆学说最具创新之处是将"自然"视为美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形成与演进的重要基础,并吸收了进化论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特纳吸收了哈德逊河派画家的创作意象,很好地论证了其观点。从环境史角度来看,"边疆学说"存在历史主角的缺失、无视西进运动的负面影响等缺欠,它多被指责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     

新疆兵团“新边塞诗”六十年发展综述

新疆兵团诗歌随着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而产生,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而壮大。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诗歌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即“新边塞诗”。新疆兵团的“新边塞诗”起源于进疆部队军旅诗人创作的诗歌。在六十年的发展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新边塞诗”是历史上西域边塞诗的继续。“新边塞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20世纪90年代衰落。“新边塞诗”的兴起、形成、高潮与衰落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既与新疆兵团社会成员的军人身份有密切关系,也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关系紧密。     

边塞地域考

从历史文化视野考察"边塞"的概念及其特指地域,至今没有一个准确且恰当的阐释."边塞"词源所指向的地域主要包括河套及河西走廊在内的西北地区;唐代边塞诗词所阐释的边塞地域涵盖了除陕西以外的西北地区,延伸至安息四镇,这恰与唐时的陇右道行政辖区大致吻合.从历史地理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疆域变化特征来看,"边塞"就是要塞遍布且军事、经济战略地位极其高的陇山(陕、甘交界的华亭一带)以西的西北地区(包括河套地区),这也与唐代的陇右道行政辖区重合.     

王维《使至塞上》新解

王维诗歌《使至塞上》中的地名多为泛指、虚指,意在以“汉”喻“唐”,处处洋溢着作者奋发、进取的激昂豪情.王维出使塞外,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早年的侠客豪情,是促使其出使塞外的内在动力;监察御史、肩负王命,是出使宣慰的职责所在;朝中党争、政局变动,是其出使塞外的外在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