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川战役”与云南卫所军功研究

麓川平缅宣慰司之乱关涉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和明朝国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卫所职役在麓川战役中系本省参战,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其获功依据主要为阵亡功、奇功和头功。“冲入敌阵”“深入敌境”的奇功以及“当先破敌”“出哨杀敌”的头功,均需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内陆移入云南的职役群体,面对麓川地区复杂的环境和边境危机,军功升赏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职役群体的战斗力,更有利于麓川叛乱的平定。军功授予依参战地点环境的险恶程度、战阵的难易情况区别升赏,是为明朝廷“以靖边境”“护国捍边”的实际举措。由于麓川战役持续时间长,大小战役众多,过程复杂,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对麓川战役获功者子孙应袭、应革功次作清理时,规定:奇功、头功袭职仍循旧例,仅对麓川战役中越升职级者和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减革,折射出西南边疆地区制度、文化与内地的差异,使得中央对其实施不同的治理策略。     

傣历概述

傣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共有六十多万人口,分布在云南省境内。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傣族的两个主要聚居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也是傣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还有二十多万人口散居在省内的澜沧江、红河、金沙江等河流沿岸。傣族人民勤劳勇敢,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美丽富饶的西南边疆,为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固巩祖国的西南边防作出了贡献。     

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

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区的民族关系和多元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肇始于秦汉的羁縻政策,并演变形成于宋元、完善于明清、终结于民国的中国土司制度,成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主要政治制度,延续两千余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在各土司区内,也存在着不同民族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各土司区的民族关系怎样,土司又是如何处理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制定民族政策、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为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傣族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其对傣族社会历史的影响

元明时期形成的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尤其对傣族社会更为深刻,元明清以来的傣族历史无不与土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傣族的封建社会都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亡而起着微妙的变化。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产生、发展、消亡诸方面都形成自己许多独具的特点,对傣族社会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     

孟连芒沙傣族宫廷古乐传承现状及思考

傣族宫廷古乐是伴随土司制度产生的一种集歌、乐、舞为一体的古老宫廷乐舞，是傣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主要流传在云南孟连一带。新中国成立后孟连土司制度的瓦解与现代化的冲击，使孟连芒沙傣族宫廷古乐传承面临严峻挑战。从人类学研究的视角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对傣族宫廷古乐传承现状进行研究，提出孟连芒沙傣族宫廷古乐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傣族北上入川的实例——米易萨莲土司的几个问题

四川的傣族有近三千人,主要分布在会理、盐边、米易等县和渡口市郊区的一些地方。上述地方自明、清以来设有红卜苴土百户、马喇长官司、迷易土千户等三个傣族土司管辖。今就渡口市所属米易县的迷易土千户(简称萨莲土司)的几方面作一探讨,以说明明初傣族北上入川的一些问题。     

清代土司制度五题

我国元、明、清封建王朝对西南部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实行的土司制度。本文就清王朝对西南部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的几个问题略作论述,若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一、土司设置清代在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设置,是顺治、康熙、雍正三个朝代先后设置的。清初,为了减少阻力,尽快平定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清统治者大肆招降。顺治五年十一月辛未诏谕,“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家具     

关于明清云南土司制度的几个问题

(一)明清云南设置有多少土司 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五百七十余年。明、清两代是云南土司制度施行的重要时期,明、清王朝究竟在云南设置有多少土司,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近年来,笔者将明、清两代记载有云南土司的所有史籍搜寻殆遍,翻阅了云南五十年代的大量民族调查资料并实际作了一些调查访问,搜集整理出来的明清云南土司数字是五百八十七。兹分述如下。 按职衔品级是——     

云南土司制度的历史特点及分期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延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尽管曾广泛存在于中国南方诸省区,但主要又是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以云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最具有代表性。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了约七个世纪(1253——1956年),它是与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其产生、发展及消亡是与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中央政权依据各民族地区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采取的基本政策紧密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论拉祜族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

解放前,拉祜族是傣族封建土司统治下的一个农业民族,其社会发展除少数地区外,大体上已脱离了原始公社制,但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傣族封建土司的羁縻、统治下,有些地区封建化已经完成;有些地区还处在封建化过程中,保存着较多的原始公社残余;若干地区则仍未脱掉原始公社的脐带。加之,受周邻佤、布朗、哈尼、彝、     

明清时期湖广九溪卫土家族初探

明清时期,朝廷在湘西土家地区设置了九溪卫及麻寮所、添平所、安福所,以土官为千户、百户,以土民为隘丁,推行“以夷治夷”政策。这些土司、以土官的后裔一般是土家族人。因此,慈利、武陵源、桑植和石门等区、县民族工作部门根据国家民委《湘鄂川黔四省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纪要》,恢复了土司地区、卫所地区100多万人的土家族成份。     

孙中山与刀安仁

孙中山先生与云南傣族土司、同盟会员刀安仁之友谊,颇具传奇性,且是研究孙中山民族思想、对待少数民族态度的生动例证,很值得一书。笔者曾著《孙中山营救傣族志士刀安仁》一文,但重要史料未注明出处,今特再加论述,并注明主要材料之来源,以供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一 我国的第一位傣族同盟会员     

雍正朝在鄂西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鄂西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本文对鄂西改土归流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作一概述。 据一些史志记载,从元代起,中央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愿意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土司官职,以统治本族人民,这种制度,史志上称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朝统治者在总结了前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总结了“以土官治土民”的基础上,制定出承袭、考核、朝贡、征调等制度。土司官职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长官或蛮夷长官。元代在今日鄂西自治州境内仍设施州,除了汉族聚居的清江(后并入州)、建始二县设流官外,在土家族聚居的地方,普遍设置了土司,计有施南道宣慰司等十四个土司。明初中央王朝对待元代土司,凡来归附者即以原官授之。其后为了便于控制,还采取将大化小,遂使鄂西土司数目增加到三十一个。这三十一个是:宣抚司四、安抚     

从明朝西南边防看王阳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朝建国之初,西南边疆的云南、川西等地还控制在蒙古王公的统治之下,为了稳定边疆,朱元璋派兵南征,统一了云南,此后又在在川西北实施了隔绝蒙番和绥抚土司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该地区的统治。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朝廷内部政局变化,西北防务松弛,蒙古军队重新突破了川北屏障,再次威胁明朝的西南边疆,如何防范,成了明朝西部边防之急务。面对如此之局面,时任驿丞的王阳明在贵州实施了绥服土司、教化苗民之策,维护了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为明朝西南边防稳定做出了贡献。     

略论土司制度的作用与流弊

关于元、明、清封建皇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土司制度,历史学界的议论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种看法:一是对土司制度完全肯定的态度,说土司制度是完全适合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制度;二是对土司制度完全否定的态度,说土司制度是极其反动的制度;三是两点论,说土司制度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我认为前面的两种看法失之偏颇,后一种看法较为合理,但未见深入论述。兹不揣浅陋,披陈愚见,以求教于民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傣族土司制度对德昂族的影响——以陇川县户弄村为例

傣族和德昂族都是德宏州的土著民族,相互交往历史悠久.土司制度上层贵族拥有很大的权力.元代中期以后傣族土司占据统治地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所保留.由于长期隶属于傣族土司的统治.导致德昂族语言、文化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刀安仁——近代土司的杰出代表

中国土司制度,源远流长,长期存在有其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建制的合理选择.刀安仁作为同盟会傣族会员,为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土司制度的叛逆者,同明也是土司头人的杰出代表.但是,刀安仁在民国初年被捕,不久死亡,其冤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