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吕本中佚文小考

吕本中,字居仁,是两宋之交江西诗派的著名诗人,其资料主要见于傅璇琮先生所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吕本中"卷和王兆鹏先生所著《吕本中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二书.后者详细介绍了史籍中有关吕本中著述的记载,包括成卷的著作以及从文献中辑出的单篇散作,并对吕作的版本、卷数、真伪、存佚等一一做了考辨,内容较为完备翔实.……     

略评几种有影响的《楚辞》旧注本

西汉以来,为《楚辞》作注者很多,这里。仅选择几种有影响的注本,略作述评。 王逸的《楚辞章句》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流传至今第一部最完整的注本。其显著特点如下: 第一,吸收、保存了前此各注家的研究成果。书中提到的注家有:西汉刘安的《离骚传》;西汉刘向的《天问解》;扬雄的《天问解》;班固的《离骚章句》;贾逵的《离骚章句》。由于王逸提到了以上诸家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在王逸之前楚辞注本的概况。可惜的是王逸在引用前人的说法时,没有具体注明出处,以至我们难以穷究其所以。     

在比较语境中发现"中国问题"——以王维诗中的鸟、山、花为个案

一
　　对中国文化进行基本判断时,必须观察她面对外来文化时所作出的抉择.中国儒道传统与印度佛教的交涉,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比较案例.那是一个改变了中国文化品格的重大事件.就中国文化史而论,比较并非一个近代的命题.汉魏晋以后的历史(包括各种专门史如文学史)之研究,学者如果仅将其对象圈定为中国传统文化,那就错了,因为那已然是佛教熏染下的传统.仅以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为例,缘起于佛教者占其半.……     

《九歌》、《九章》校证（二十八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哀时命》为严忌代屈原设言辨——兼与《〈楚辞·哀时命〉试论》之作者商榷

王逸认为《哀时命》乃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作 ;郑文先生认为《哀时命》为严忌之自述。文章从《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辩驳郑文先生的观点 ,从屈作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共同点考察、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之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因原’,得出《哀时命》非严忌自述性作品 ,而是其代屈立言之作的结论     

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

林庚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楚辞学专家,他毕生与楚辞结缘,从20世纪50年代出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到80年代《天问论笺》问世,楚辞可以说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他的这两部著作凝结了数十年心血,是他潜心探索研究的结晶。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楚辞》校证(二十一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相关传统文献以及充分吸收前儒时贤的研究成果。可以对今本《楚辞》的部分文本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重要的《楚辞》学术史内容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认识。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火凤》来源考

《火凤》是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乐府曲调,而关于该曲的来源问题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只是认为"盖贞观已前曲也"[1](p.856).近人任半塘的《唐声诗》则认为《火凤》的起源与胡乐相关:"胡乐及道曲皆有《火凤》………盛唐《火凤》在胡部中甚突出……‘火凤'二字疑是胡歌名之译意."[2](pp.204-205)其实,这是对《火凤》的一种误解.本文在澄清《火凤》非胡乐的基础上,从该曲的题名由来、曲调溯源及诸多演变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证,从而确定《火凤》乃中原固有之曲目,而非源于胡乐.……     

《楚辞》校证(十五则)

今本《楚辞》所载作品多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修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及利用新出土文献材料进行校勘,将有益于该类作品的进一步校理.     

郁达夫&lt;&lt;盐原诗抄十首&gt;&gt;笺注

说明】　1921年8月中旬,郁达夫在日本东京附近杨木县的盐原避暑,作了十首诗以记录自己的经历与心绪,《郁达夫诗词集》将这十首诗名之为《盐原诗抄十首》。这组诗中的第一、二、三、四、五、八、九、十首,原载作者日记《盐原十日记》中,并曾在1921年10月至12月日本《雅声》第三至五集发表,第六、七首曾分别以《山中七夕》、《妙云尼墓》为题发表于1921年10月1日日本《文字禅》第五卷第十号。从诗的内容看,第一首表现对“秋来酷热”的“不平之鸣”(《盐原十日记》),第二首写山中避暑的清凉快乐,三、四两首是七夕怀内之作,第五首是给旅舍主人的…     

《九歌》、《九章》校证（十七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中华书局版《后汉书》校勘商兑

古籍校点,尤重底本之存真.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深为学界推重,其原因一是底本选择得当,二是在校勘上,文字去取极审慎.此书大量采录前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随文分段附列,研读者可随时参见,免去旁搜他求之烦劳,极觉省便.但金无足赤,校勘和标点要做到完美无瑕,亦迥非易事,即以中华书局《后汉书》为例,其成书虽经众多专家推敲琢磨,似仍有若干未见允妥处.今就其校勘方面摘引数例以就教识者,若指陈不谬,庶几可供修订参考,使该书益臻完美.……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霍克思的翻译思想及其经典译作的生成——以《楚辞》英译全本为例

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1923-2009）的《楚辞》英译全本虽然是其最早的一部汉译英作品,但自问世以来即成为中国典籍外译的典范之作,至今半个多世纪中外学界研究《楚辞》均无法绕过此本.论文从霍克思对前人译文的评判及翻译期间撰写的书评文章透视译者的翻译思想,从详实的一手资料出发勾勒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概貌,明晰霍克思英译全本在《楚辞》外译史上的经典地位,探究经典译作生成的根本促因.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个别分析,综合理解——读姜亮夫先生《重订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成书于1931年,印行于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增补重订,198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近人研治楚辞者,多有所采择;后生学子,更是资其津逮,奉作指南.笔者习读再三,每每喜其胜义纷呈,精论拂面,于治学途径,启迪良多.现不揣浅陋,略抒己见,尚祈先生及读者诸君指教云.     

论楚辞演进之轨迹

楚辞演进的逻辑轨迹可视为楚文化母体中形成的宗教祭歌是楚辞的前身,《九歌》类作品把时代精神注入宗教祭歌,使楚辞获得了独立的生命;《离骚》类作品是时代激情的最佳表达方式,达到了楚辞发展的最高峰;拟骚之作从量上扩展了楚辞的艺术创造,同时也使楚辞步入了衰落阶段;楚辞滋养了汉赋,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