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通过延期讨论和联合国"重要问题"处理办法,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出于联华抗苏战略考虑,尼克松上台后亟需缓和美中关系.1969和1970年,他有意释放出一些对华和解信号,但因国内外牵制,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仍沿用"重要问题"案,然而改行类似"一中一台"策略的讨论却在加紧进行.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进入安理会,同时保留台湾当局的联大席位.其间,美台有过激烈交涉.随着第26届联大否决"重要问题"案,通过"阿尔巴尼亚"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苦心经营的"双重代表权"案根本就未能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1961年美英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分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新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延期审议”方案在联合国难以为继。就在此时，英国在1961年改变了原来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反对美国的“延期审议”方案，而且公开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迫切需要英国的合作以获得成功，因此，美国在政策调整时不得不与英国充分协商。通过这种协商，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新中国之加入联合国,既是中国政府坚持斗争、反霸权、反"两个中国"图谋的成果,也是当时操控着联合国的美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调整其全球战略的结果。这样的大是大非背景也预示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还需要双方付出更多的努力。     

1951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会否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重庆谈判始末（二）

9月13日中午12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宴会。同日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举行首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毛泽东在谈话中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指出: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情形。"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希望当谈判正在进行中,     

新中国对万国邮政联盟的政策初探——以1950年蒙特罗会议为中心

新中国针对各种国际组织的性质及其作用,制定了有选择的加入政策,并以联合国相关机构为重点。由于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可以扩展国际邮务以及配合苏东国家对美冷战斗争,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积极谋求加入邮联,取代国民党残余集团的代表资格。由于采取了适宜的政策和策略,并得到苏东友好国家的大力支持,新中国在1950年万国邮联执委会蒙特罗会议上取得了胜利。新中国争取万国邮联执委会席位的这段经历,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边倒"外交的有效性。     

近10年来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回顾

近10年来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特点是:学术会议未曾中断,学术刊物新有创办,一些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点被重点关注。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有: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从实践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价值观、荣辱观进行了挖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对毛泽东后期的思想理论也有新的探索,并试图以新的视角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毛泽东的自由、平等思想进行了研究;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收获。从总体上看,国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及整个毛泽东思想与生平事业研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尼克松政府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失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策环境、过程和模式。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实际上,他直到1970年底才真正认真加以考虑。他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构成了决策核心,并对该问题进行了战略放弃;同时又对长期负责该事务的国务院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毫不信任,从而造成严重的信息脱节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战术失误,使得美国最终在1971年失掉了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主导地位。在一批新近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的帮助下,本文对于这次美国在联合国失利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键因素,并构建了该问题决策的陀螺模型。     

毛泽东的对台战略思想及其影响

毛泽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的图谋;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可采用武力解放或和平解放两种方式。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对推进祖国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占领时期日本联合国政策的形成

被占领时期,日本在研究媾和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与联合国的关系,确立了尽早加入联合国的目标。此举主要目的在于摆脱孤立,重返国际社会,并依靠联合国安保体制维护自身的安全。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现实下,日本的联合国政策又不得不严重受制于美国,其对联合国的安全依赖伴随美苏冷战的加剧而不断弱化、虚化,最终被日美安保合作取代。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处于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公约》及我国新＼合同法》都采用的原则,对其内涵的理解直参考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的学理解释。双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间存在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条约其效力优先于<公约>惯例不具有优先我国法律的效力。《公约》关于当事人行为的解释采用主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可资借鉴。     

论中日关系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遏制中国政策破产。美国选择了与中国"和解"之路,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布什主义与中美关系

"布什主义"是人们对布什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戏称。这种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先发制人、保持优势、单独行动"。美国在转变国际战略的同时,布什的对华政策也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焦点,更是美国政府用来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王牌,2004年6月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或明或暗地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一方面不断给台湾发出各种错误的信号。中美关系目前正进入一种危险的境地。     

50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5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腾飞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纲领 ,而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不仅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切入点 ,而且通过“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体系和全面现代化的基础 ,使中国赶上了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步伐。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 ,毛泽东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工业化或者把现代化局限在四个方面 ,并在实践中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 ;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他把阶级斗争当作现代化的动力 ,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急于求成 ,最终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走上了歧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对证人制度进行了规定。而在这方面,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有欠缺。为了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力度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参照《公约》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完善。     

解析康有为民主政体的选择

"先进的中国人"康有为,始终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也没改变.这是康有为对英、法、美、日等国不同政体的实例和我国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斟酌古今,考求中外"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既体现了他不懈追求和宣扬民主的精神,也充分反映了他强调和平发展、循序渐进的改良思想,同时也不可否认其根深蒂固的忠君、尊君传统思想及"三世说"进化论对他的影响.     

联合国与国际环境治理

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其历史上首次讨论了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联合国与国际环境治理的关系再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简要介绍联合国进行国际环境治理的主要机构之后,运用罗伯特.基欧汉等人提出的"3Cs"分析框架,对联合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强调在聚焦环境问题提高各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方面,在促进国际环境谈判方面,在提高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条约的能力方面,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是其他国际组织难以取代的。但要扭转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联合国任重道远,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国际宪政视域下联合国制衡机制研究

联合国本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联合国内外部制衡机制的缺失,特别是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为代表的三权失衡。从国际宪政的视角看,联合国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增强联合国大会的效力,规范安理会的权力及其运作,发挥国际法院在国际纠纷中的裁判功能。同时,在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家的主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应受到联合国的保护。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

由于制度设计不足和国际安全情势变迁等原因,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的需要,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情势认定、维持和平行动、强制措施等方面。从联合国发布的系列改革文件来看,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效力范围会扩大,二是运行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三是区域办法将得到凸显。本文认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有助于中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中国解决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安全问题;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起着维护和推进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机构重组和具体规则的修改、制定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