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测算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结构都有影响,如果服务业集聚效应能够正向溢出传导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集聚效应背离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以广东省为例,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各部门都具有集聚效应,且服务业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每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产出增长0.04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广东省由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处于上升期,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正向扩散的路径选择。     

我国服务业FDI流入的经济效应分析

加入WTO后,我国迎来了服务业全面开放和大发展的新局面。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不会太大,其主要作用在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文章在总结当前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普遍效应的基础上,阐述了服务业外资流入对我国的经济效应,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服务业外资效应的对策。     

我国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发展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力渠道之一,而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来促进服务业的优化发展是发展服务业的途径之一。对服务贸易作用于服务业的途径进行理论推导,假定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以要素禀赋为途径。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选取服务贸易各部门进出口额为自变量,选取服务业产出和就业占比为因变量,以服务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要素禀赋是服务贸易作用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不同部门对不同要素禀赋的中介作用相差较大的结论,并分析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     

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分析

在对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及集聚指标进行评析界定与选取后,本文对我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得出区域经济发展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存在门槛效应,且在当期现代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城市化与产业内结构的升级来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产业间的升级则是通过现代服务业集聚带动产业内结构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的。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计算区位熵指数(Location Quotient)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地理理论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2004-2012年24个省市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集聚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但是集聚不适度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经济效应分析——以软件外包行业实证分析为例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会通过它特有的路径发挥经济效应。文章认为,从承接国的角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会产生就业效应、贸易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通过对软件服务外包实证分析后,我们发现承接软件服务外包通过增加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出口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三个路径发挥显著经济效应,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服务业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程度在某种层次上决定着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已经成为未来时期内经济发展实现新常态的必由之路。基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政策效应评价模型,对现代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综合评估与个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总体来讲,现代服务业政策实施后对试点区域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而针对每一个试点地区进行个案评价后发现,仅有重庆市和天津市在政策实施干预后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分析原因是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集聚和区域创新机制实现的;而上海市和辽宁省的现代服务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出来,表明此地区应该加快产业政策调整,实现服务业质量水平整体提升,促进地域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服务业将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印度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与传统工业化理论强调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同,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服务业推动的。在对传统工业化理论进行了重新认识后,本文认为在新的国际分工和技术条件下,服务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发展服务业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新一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稳定发展——基于江苏的视角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稳定发展,关乎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稳定增长。当前江苏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业已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但尚未形成协调稳定、内生增长的格局,两者在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效率提升等方面都还存在明显的"短板"。江苏实现经济强省目标,必须走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之路,制造业和服务业应当同时发力、深度融合、协调共进而不可偏废、割裂。     

产业融合:深圳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未来产业部门多元化并行发展、互相促进的融合特征,将集中体现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并行互动发展;深圳服务业发展存在紧跟工业发展的适应性特征;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要求走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以增强服务业自主增长能力。     

集聚视角下的服务业发展与区位选择:一个最新研究综述

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出于对解读服务业集聚现象的社会需求的回应 ,当前国际上有关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与制造业集聚的比较 ;集聚的空间分布 ,包括服务业整体和分部门分布 ; 集聚的成因 ,如集体学习过程、社会因素以及共同集聚等 ;集聚的效应。这些研究为我国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和促进服务业集聚 ,实现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另一方面 ,如何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构建适应于服务业集聚研究的分析框架 ,如何进行服务业集聚度的测算 ,以及如何推进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等问题将成为今后亟须探讨的课题。     

知识服务业产业效能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知识服务业具有内部和外部两大产业效能:借助这两大效能,知识服务业通过专业人员和专业手段为其他产业提供各类知识服务产品,将知识资源最有效率地配置到企业、个人或公共部门中去,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全国特别是北京、上海和浙江地区知识服务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     

安徽省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造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统计指标,得到2003年以来安徽省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工业是当前安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安徽产业结构中的主要矛盾,第三产业中仅有文体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为朝阳产业,交运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产业发展不足制约着安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显示：第三产业在2009—2013年相比2004—2008年时段产业质量明显改善,房地产业和教育发展不充分拖累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建议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调整产业结构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通信电子制造业产业关联弱化的实证研究

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效应,中国产业体系的竞争力有赖于内生性产业关联效应下各个产业的协同共进。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之一的通信电子制造业的增长数据,构建动态模型,实证分析该产业与其他工业行业、整个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信电子制造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产业关联效应弱化的问题。建议关注中国产业体系内生性关联效应的缺漏。     

从投入产出析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广东省2007年135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广东省文化产业一社会经济投入产出表,从投入产出结构以及运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析文化产业对各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东文化产业影响力系数高,但感应度系数低;文化产业对广东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尚未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广东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布局不合理,文化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文化产品的出1：7;广东文化产业经营单位规模偏小,总体缺乏竞争力。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优化广东三次产业结构,重点发展文化服务业;提高广东居民收入,积极引导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提高广东文化产业经营单位的竞争实力,向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美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问题研究

为了比较研究中美两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差异,理清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金融服务业的演进趋势,探究中国金融服务业与其他国民产业部门的关联关系,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金融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以及产业关联系数,在当前中国处于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下,尝试从比较结果中得出如何深层次地深化金融改革、如何进一步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关联关系并探索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验。鉴于金融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和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采用WIOD数据库中中美两国2007～2014年的9个行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对两国金融服务业以及整体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产业关联系数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中国金融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不及美国;美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系数均大于中国,反映了中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不足。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应推进深层次金融改革、加大服务业投入占比等,以让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基于比较优势基准的新疆工业主导产业选择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通过构建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产业比较综合规模指数、产业比较综合效益指数和产业比较综合指数,对新疆工业主导产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产业,无论在规模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显示出较强的综合比较优势,因此可将它们作为新疆的工业主导产业。同时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加大科技引进力度,增强自身消化吸收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辽宁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静态与动态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时间序列协整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2000～2009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各项统计数据,从静态和动态效应两方面研究探讨辽宁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与整体经济的发展关系。结果表明,从静态角度看,辽宁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总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对贸易扩大具有直接的推动效应;从动态角度看,一方面显示软件外包产业对全省产业结构具有间接的调整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但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依然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