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发展与评述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政策企业家”已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于解释政策过程与政策变化.扮演“政策企业家”角色的个人和团体在推动议程设置、推进政策创新、促成政策变迁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在政策过程中,他们会采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来吸引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促成特定的政策方案出台或者“兜售”偏好的政策方案,然而这些活动要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制约.政策企业家的各种行动以及对政策企业家精神的倡导可能会导致少数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控制公共决策,对民主治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政策企业家理论对解释中国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并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政策企业家进行比较研究.     

由内而外的实用主义 ——美国移民政策的政治逻辑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其移民政策的变迁经历了"开放-收紧-松动"的历史过程,并在近年出现了再次收紧的趋势.移民政策的变迁背后的动因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符合利益则允许进入,不符合利益则拒之门外,这一逻辑贯穿移民政策变迁的始终,并将影响未来美国的移民政策.移民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并不仅是移民问题本身,而涉及到...     

我国房地产政策宏观分析的模型与方法——以1998-2009年房地产政策为例

十余年来,我国政府房地产政策几经变迁：既有经济手段,也有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既有阶段性的渐进,也有急剧的逆转。常用的政策模型,如理性模型、渐进模型、垃圾桶模型等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一长时间段的政策演变,而间断平衡模型能够给予较为满意的解释。房地产政策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的说明都无法正确解释房地产政策。我国政府对房地产的管理与调控,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关,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多视角地考察,才能对相关政策给予合理解释。     

倡导联盟理论的核心概念、解释逻辑与应用限度

倡导联盟理论作为当前西方政策变迁的主流理论之一,其核心概念有政策子系统、倡导联盟、核心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外部事件、政策学习、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等。该理论建立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均作出了具有逻辑性的解释,具有适度的综合性和内在逻辑性,有着多元主义视角,揭示了政策变迁的时机,因而具有了较强的解释力。不过,这一理论也存在着应用限度——其适用受制于特定的政策领域和政治体制。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更应努力构建和发展扎根本土的政策变迁理论。     

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

媒介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变迁过程。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前后相关政策的媒介建构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议题形成前、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政策变迁未完成时及相关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后等不同的政策变迁时段,媒介以其独特的议题建构方式,对政策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题过程中应重视相应时期的媒介议题,在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对待相关议题的媒介建构方式,重视媒介的解读与宣传功能并及时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和修正。     

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的注意力分布及其逻辑阐释

农业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重点领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 业政策文本进行考察,可以清晰地描绘农业政策变迁的政策图谱.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 究方法,运用文本分析工具 Nvivo１１和 RostContentMining６．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 面颁布的６６９份农业政策进行量化研究,探析农业政策变迁的注意力分布与阶段性特征. 通过对农业政策变迁四个阶段的总体趋势、高频议题和注意力分布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文本 分析后发现,农业政策变迁蕴含着以下深层逻辑:国家与农民利益的不断调整,政府主导下 的渐进式变迁,以及政策环境、理念和政策主体的合力推进.基于对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 注意力分布及其逻辑的初步阐释,为农业发展乃至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政策变迁视 角的知识积累.     

复合邻近性:我国地方政策移植的一种解释框架

地方政策移植可以寻求内部决定因素和政策传播即外部互动两方面的解释,外部互动意味着地方政策移植的发生来自于对其他政策创新的效仿或教训吸取。全国互动模型、区域传播模型、领导—跟进模型以及垂直影响模型等都是从外部互动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但这些模型都只是强调某单一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其他因素以及模型的整体性构建。而如果考虑公共政策的知识性,则可以从邻近性的角度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邻近性代表具有重叠知识的"类"或"群",其内涵包括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社会邻近等不同维度。不同维度的邻近性构成的复合邻近性模型能全面阐释政策移植的发生,也正是因为复合邻近性带来政策创新的多方位多角度传播与扩散。     

政策企业家与公共政策创新解析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在深入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顺应放权社会、创新管理的要求蓬勃兴起.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通过宣传观念、界定和重构问题、设立政策议程和政策评估影响公共政策的变迁和创新.虽然政策企业家可能存在风险性和少数人控制公共政策等弊端,但是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政策企业家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发挥政策创新的积极作用.总之,政府职能转变下研究政策企业家的政策创新有深远的意义.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政治性质、功能与价值准则

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这种观点做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进而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

政策移植是寻求和实现政策价值、政策理念与政策知识的时空转移并促使其在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受众中产生效用的过程.政策移植是政策创新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公共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策移植有利于加速政策议程建构,扩大政策供给的选择集;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实现优质政策要素的整合与配置,促进优质政策的传播、扩散与发展.政策创新优化的需求是政策移植的根本动力.政策移植可能产生之负面影响是对政策自主创新的抑制;如若政策移植水土不服将导致政策失灵;政策移植往往聚焦于或致力于彰显外围制度或显性政策的变迁而忽视核心制度的变革;拥有充分资源并通过持续政策移植实现政策创新的政策主体,其政策移植行为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导致或加剧不同地区或区域间政策结构差异的扩大与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资本市场未来10年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政策重心

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在规模、结构、功能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值的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面临的市场结构因素和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10年(2011—2020)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以上海—深圳资本市场为轴心的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增长极,并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全面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会发生重大调整,将从以需求政策为主向供需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转变。     

徘徊在理念与政治之间:20世纪英国工党的苏格兰政策探析

自从工党成立以来,其苏格兰政策经历了多次变化,政策的演变与其国家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与其国家观念的演变相对应,工党的苏格兰政策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1930至60年代是观念与政策的同步期,70年代是观念与政策的冲突期,80至90年代观念与政策再次趋同。从工党围绕苏格兰放权问题前后政策的演变历程中,可以发现其在国家理念、苏格兰政策与现实政治之间纠结、徘徊的复杂关系。     

以谈促变: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回顾与评估

克林顿政府在处理朝鲜核与导弹问题上采取了接触包容、以谈促变的政策,其对朝政策实施效果可谓得失参半。虽然暂时冻结了朝鲜的核与导弹发展、初步改善了几度紧张的美朝关系,但是,由于对朝战略判断失准、国内政治因素牵制,不仅没有根本解决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美朝关系正常化也未能实现。总体而言,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只是取得了可以逆转的有限成功。不过,这些成功经验却值得奥巴马殷鉴。     

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和多源流

“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缺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制度因素融入多源流框架是十分有必要的。制度通过倡导价值等方式促进或限制决策，而模糊性引起制度理解上的多样化，模糊性程度和政策执行内容的双重作用又形塑政策变迁的方式。同时，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由于个人特质和操作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制度和行动者策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方案选择乃至政策产出。尽管制度变量没有改变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是制度因素对多源流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     

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及有效性检验

随着我国价格水平实现了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再向适度和显著通货膨胀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规则和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描述冲击反应过程和进行预期误差项方差分解等方法,发现信贷传导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对实际经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绿色建筑的演进与中国绿色建筑产业竞争力分析

正确理解绿色建筑的发展,必须首先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其内涵。本文通过介绍绿色建筑产业的演进,揭示了绿色建筑产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波特的菱形模型,对中国绿色建筑产业竞争力做了进一步分析,从而得出若干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中印边界冲突时期美国南亚安全政策调整实施效果分析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时期,美国一改之前的亲巴政策,态度明显向印度倾斜,对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企图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实现＂以印制华＂,并实现印巴和解,从而团结起来共同承担冷战的责任。但美国的构想与其努力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印度不仅没有放弃其固守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而与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反而向苏联靠拢,＂以印制华＂战略不攻自破。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巴基斯坦向其冷战对手中国靠拢,标志着美国南亚安全政策的彻底失败。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用2006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月度数据,采用TVP-VAR-SV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产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中国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在不同滞后期和不同时点上具有较大差异,尤其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动时对中国产出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动反过来对中美利差和中国产出增长也存在着时变性影响。     

中国刑事政策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是两个密切关联的功能领域,政策制定的结束就是政策实施的开端,政策实施则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其制度地位不可替代。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存在着严重政治化、扭曲化和混乱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政策实施绩效,偏离了刑事政策目标,而且带来了刑事政策实施的认同危机。而要重构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模式,正确处理政策实施中的利益关系、重视政策实施的社会资本培育和以绩效评估引领刑事政策实施则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