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明朝帝陵——显陵

公元1368年至1644年,明王朝的6个皇帝统治了中国276年,他们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死后大都葬在奢侈华丽的陵墓里。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就是其中的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另外除了南京的明孝陵(朱元璋)、北京四郊金山景泰陵(朱祁钰)外,在湖北钟祥也有一座明代帝陵——显陵,墓主生前未做过一天皇帝,死后却葬在帝陵里,人们因此称显陵为特殊的明帝陵。显陵,因为陵区四周筑有城墙似的高墙,所以俗     

略谈藏族的葬俗及其渊源

本文通过考察藏族人独具特色的天葬、火葬、土葬习俗及其渊源后指出:苯教和佛教的有关理论、生态环境以及外来葬俗是天葬形成之最基本因素;古代氐、羌之民的火葬习俗和佛教徒的火葬之俗是藏族火葬习俗形成的根本原因;而苯教“自然崇拜”与“回归自然”的观念是土葬最原始、最直接的成因。     

论楚国墓葬形制及其同中原的区别

我国先秦的墓葬形制,经历了一个由“墓而不坟”到“墓而坟”的演变过程。《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既得[将父母]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另据《礼记·檀弓下》,深悉周礼的季札葬子,“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水经注》卷二十四对此释曰:“奉高县县北有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国也,丧子于赢博之间,即此处。”这些记述透露:中原地区坟丘或墓葬的兴建,约始于春秋晚期。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坟丘,有的规模还相当之大,如河南固始侯古堆大墓,燕下都九女台墓区的16号墓,临淄旧址南墙外的郎家庄1号墓等,说明入战国后兴建坟丘式墓葬的习俗已得到广布。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正

泉男生在高句丽末期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盖苏文的继承者,权倾一时,其因内讧投唐,从而催化了高句丽的灭亡。同时,泉男生本人也成为高句丽灭亡前后移民唐朝内地的高句丽人的代表,并且在唐期间以自己的方式为唐朝做出了特殊贡献。     

唐《高远望墓志》考释

高远望是高句丽建安州都督的后裔,也是活动于玄宗时期辽西走廊的高句丽遗民。《高远望墓志》记载了他的一生,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唐朝东北边疆治理的重要信息。将《高远望墓志》与相关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结合,对高远望的家族世系、家族仕宦情况,高远望在边地的军政活动、死后归葬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玄宗时期高句丽遗民的生活状况,进而展现玄宗时期唐朝东北边疆的局势与军事制度。     

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騊考(上)

本文拟从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王莽朝记事开始 ,采用逆推论证的方法 ,通过对有关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的辨析 ,论证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与塞外之高句丽国无关 ,是玄菟郡高句丽县之侯 ,进而究明此句丽侯与古代之“句丽”的关系 ,并论证“句丽”早于朱蒙之高句丽前存在于辽东地区 ,《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高句丽是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的观点。     

京西古墓群杂说

京西多古墓 北京西郊香山海淀一带，向来被称为“风水宝地”，这里是历史上的京畿地区，是历代帝王贵胄、骚人墨客涉足游憩之佳境。在我国传统的隆丧厚葬习俗的影响下，这里很自然地成为帝王后妃、皇亲勋戚、太监官吏以及名士文人死后丧葬的理想处所。“京西多古墓”，是多年来流行的说法。从玉泉山北之金山往西到香山，山脉连绵，坟茔错落，当地有“一溜边山府，七十二座坟”的顺口溜。     

论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

清代满蒙联姻政策的实施，使清代公主大量下嫁外藩蒙古地区（现在东北），而这些公主死后又大多葬在藩地，因而东北地区有大量公主陵存在。近年来考古发掘几座公主陵墓，为我们研究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以这些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还原清下嫁外藩公主葬所、陵园、祭祀、停灵、葬法与葬具、葬式等问题。     

成吉思汗陵寝迁移始末

根据史籍记载可以确知,成吉思汗死后被安葬于漠北蒙古本部之地。蒙古的习俗是汗的安葬之地极为秘密,无坟塚可寻,但祭祀的仪式则是公开进行并承袭下来。“八白室”即成吉思汗的祭祀之地。负责守护和供奉“八白室”的鄂尔多斯部于十五世纪入居河套,“八白室”也随部众而行,先是供奉于黄河南岸的王爱召,清初移至郡王旗,命名伊金霍洛(意为帝王之陵寝)。“八白室”演变为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园,实际上是陵寝的象征。但长久以来,在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心目中,伊金霍洛成陵即是成吉思汗的安葬之地,是极为崇高神圣的地方,世世代代一直保持着每年举行隆重祭祀活动的传统,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仪式和制度。     

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特点

秦国陵寝制度虽然是学习商周陵寝制度形成的,但仍然较多地保持着秦国墓葬制度的一些传统作法。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内政治制度的变革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紧密相关。1、陵区的选择。古人极为重视陵区的选择,《吕氏春秋》云:“故凡葬必于高陵上,以避狐狸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东周各国陵区多在都城附近,以便于管理、保护和祭祀。国君陵墓多背山面河,或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有的建在山颠之上,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崇高的地位。从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和国君陵园规整的布局来     

李白离京后的长安记忆与身份认同及其帝都书写

从受召入京到供奉翰林,再到“赐金放还”,李白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巨大变化。离京之后,“供奉翰林”成为他身份叙述的素材,在诗歌中时时向人呈现：在对金陵景观的书写中,城市兴衰与身世荣辱融合无间;对金陵历史名胜的重新定义,隐含着对永王东巡政治合法性与自身出处的解释;当成都升制为南京时,诗人以侍臣与乡导的双重身份将成都与长安进行比附,也坚持了对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于京城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其流寓期的诗歌总是表现出沉重的无所归依感。     

秦王李茂贞与秦王陵

秦王李茂贞是唐末地方割据政权的藩王，其所建立的岐秦政权偏居西秦近60年，在唐末五代的政治舞台上有重要影响。通过近年来对秦王王陵的考古发掘和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秦王陵兼具唐陵葬制和宋金墓葬的特点，在中国帝王墓葬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孔子“正名”论的语言学阐释

孔子的"正名"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去观察,我们认为其中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二是"言"与"事"的关系问题;三是"君子慎言"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孔子关于"名"、"实","事"、"言"关系的观点,都有颠倒主从关系的认识偏颇,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则亦不乏其合理性的内核。至于"君子慎言"的观点,从现代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则具有时代前瞻性的认识价值,在社会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试析陈宏谋的丧葬思想及其助葬措施

清前期,各地因风水择葬、无力举葬而致停柩现象普遍,有禁不止;浅葬、浮厝、意外死亡也常导致棺骸暴露。"俗"与"礼"的矛盾凸显。陈宏谋在继承传统的丧葬事关王政、礼、孝思想的同时,反对堪舆、停柩等行为,主张速葬,并对棺骸暴露产生强烈的悲悯之情;认为士大夫在改变葬俗中具有重要表率作用。实践中,他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用设立义冢、政府助葬、稽查停柩和暴棺、责令掩埋、训俗劝葬等多种措施,组织掩骼埋胔,力图使丧葬中的"法"、"礼"与"俗"达到和谐与统一。     

天帝名号之变迁及帝舜与织女之天伦考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即我国原始社会末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是古代传说中的全神“三皇”和半神半人的“五帝”。夏至周，是帝与王分辨的过渡阶段。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自认为他“德兼三皇，功高五帝”，遂自命为“秦始皇帝”。西汉以降的皇帝，自命为天子。三皇五帝经历了由兴盛至衰亡的过程。经考证研究，“天帝”就是虞舜，织女是天帝舜的孙女。     

“什么”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和发展

“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大致分三个发展阶段：①唐五代时期；②宋元时期；③明清时期。在唐五代时期，“什么”有了虚指用法，但任指用法还不太稳固，并且指别性虚指明显多于替代性虚指。宋元时期，任指用法趋于稳固，但还没有替代性的任指用法。而明清时期，“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已经很完善，既有虚指，又有任指，既有指别性的用法，又有替代性的用法。总之，“什么”的发展存在两个序列：1）虚指〉任指；2）指别性〉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