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探索——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的分析

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政治语境,分析"十三五"时期执政党掌握议程设置规律的价值功能与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路径:媒介议程上,执政党应科学设置议题,内强政治文明,外塑政党形象,完善主流网站;公众议程上,网络利益表达主体提升媒介话语权,培育网络政治文化,借力"意见领袖"合理引导价值观;政策议程上,采用民意搜集系统,提高政策疏导能力,实现"输入—输出"的平衡适配。     

共识机制与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的路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为例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府对政策议题依其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过程。在政治精英中建立共识,是实现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基于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观察,发现社会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存在官僚、上书和协商三条路径。在谋求政策共识过程中,这三条路径呈接力模式。这三条路径及其接力模式,显示了中国决策体制的开放性和适应性。这一发现打开了议程设置的"黑箱",阐释了中国场域下政策之窗开启的路径和机制,丰富了金登提出的多源流框架。     

网络社会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模式的转型——基于"肝胆相照"论坛的分析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社会的快速兴起,影响到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促使政策议程设定模式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研究和分析"肝胆相照"论坛对政策议程设定的影响这一案例,可知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具有促进政策议程设定过程民主化的工具性价值,而且与协商民主的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体现了推动中国政策议程乃至整个决策过程趋向民主的内在诉求.     

政策议程的概念辨析——基本文献分析的视角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对政策议程的研究,初步回应了政策科学领域中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现实需求,不仅推动了政策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丰富了理论考察的视角,扩展了政策研究领域,更重要地是为重塑和优化适合全球治道变革要求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当前对政策议程的概念内涵及其外延的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特别是对于政策议程创建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尚未形成共识,这就限制了对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从我国治理过程的实践特征出发,对政策议程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影响与对策

社会风险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议题。就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频发的社会风险使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从公共政策学科视野来看,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治理能力、议题范围、议程边界、思维范式等构成了直接影响。为此,要有效应对和治理社会风险,中国公共政策主体需要强化风险意识、拓展治理思维、实施追踪决策。     

金登多源流模式理论及其启示——评述多源流模式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模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缘何走向政策议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描述政策制定动态本质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模式理论倡导的三条独立的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相互结合冲开政策之窗,最终走向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加社会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丰富政策制定主体等方式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只有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目前中国阻碍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定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提高公民和团体平等地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正、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公共政策议程被扭曲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建立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制定的起始阶段，然而公共政策议程在建立中被扭曲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本来应该进入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由于人为因素而被排斥在政策议程之外，结果使公共决策偏离了公共领域。本文从这一现象的两种表现形式着眼，指出了其危害性，初步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对其治理有所启示。     

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德国外交路径及其启示

德国所颁布的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不仅成为其国内低碳转型的核心支柱,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战略定位。鉴于可再生能源议题在联合国层面一直滞缓难行,德国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实践来推进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的制度化进程,通过召开国际清洁能源大会(IRECS)、建立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多元路径塑造自身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力。基于对制度性领导概念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德国外交发展路径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德国通过企业家型、话语理念型和方向型领导路径来打造一种制度性领导优势,且不同制度性领导路径之间相互支持。面对各种阻碍势力和制度性竞争者,德国通过话语框定、主场外交、议程嵌入、盟友寻求及共识网络建构等外交策略选择不断推进其制度性领导步伐。鉴于德国制度性领导的外交路径经验,中国需要利用自身在可再生能源上的结构性优势,通过灵活多元的可再生能源外交,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绿色制度性话语权。     

NGO的政策议程设置能力:以领导人个人为视角的分析

NGO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角色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NGO建构政策议程的能力及其受到的制约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现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个关键的现实问题,即NGO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如何影响NGO本身的政策议程设置能力。本文选取大爱清尘案例来描述和解释这个问题,并试图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对组织生存法则的理解、对政策问题的清晰界定、寻求体制内的支持力量以及坚持不懈的发声和努力,是描述和分析NGO领导人个人能力对NGO政策议程设置能力影响的几个变量或维度。研究发现,大爱清尘的领导人个人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该组织的成功。     

浅析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兼论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特征及其发展

本文在阐述公共政策一般制定机制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政策议程阶段呈现出"内输入"的特征;政策规划阶段呈现出"单方案决策"的特征;政策合法化阶段呈现出"合法化程序不够规范和完善"的特征,并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改进与发展作了一些探讨。     

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了一种非常方便和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为进一步扩大政治民主、实现普遍民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和公众的触网率的提高,它的作用也因而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使公共政策制定更趋于理性。互联网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快速的舆论聚集和放大效应等特点,使小范围的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能够促使政策问题尽快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加速政策议程的建立、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和及时调整和改变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是通过五条路径以及三个机制即舆论倍增机制、互动机制和整合机制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的。     

土地产权变革的诉求: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掀起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该政策得以通过实施的内在机理,从理论上证明该政策得以提上政策议程的合理性,并揭示其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借鉴意义,以规范、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与框架。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议程研究

多源流理论自引入我国以来被广泛用于多种领域的政策研究。以多源流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对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进行剖析,发现政策议程的设置源于三重动力：问题源流来自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比偏低、家长群体对普惠园需求旺盛、普惠性民办园教育质量堪忧,是开启议程的源头;政策源流来自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政府部门在“政策原汤”中的决策,是组成议程的核心;政治源流来自兑现幼有所育和人民美好生活承诺的执政理念及国民情绪,是推动议程的关键。建议紧扣问题源流,及时跟进解决普惠园问题;驱动政策源流,吸纳学前教育利益共同体;回归政治源流,切实把握普惠园舆情方向。基于多源流理论探索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嬗变过程和内在逻辑,或可为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研究与公共政策理论提供借鉴和启发。     

重新建构政策过程: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中,传统的政策过程理论注重阶段性的周期分析,强调议程、决策和执行间的单向线性关系.另一种较新的理论框架是政策网络理论.在这一理论看来,政策参与主体通过互动模式形成更为复杂的政策过程.在当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大量涌现的复合的跨部门议程凸显出政策网络理论的意义.在容纳利益相关群体、形成互动规则和组织战略合作方面,这一理论框架具有独特的优势.英国政府的"邻里振兴计划"证明了政策网络理论的应用性.在应对"社会排斥"这一复杂社会问题上,政策网络策略使得政府的"导航"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至关重要。首先,从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信息源、层级制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传递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影响进行分析;其次,以上述影响机理为据,在政府可通过缩减控制幅度成立专门信息管理机构强化信息的搜集、传递与政策执行的前提假设下,基于塔洛克的等级歪曲模式,构建涵盖互联网信息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模型;随后,对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通过把控信息源,或者通过网络信息及网民舆论监控政府委托代理层级中的信息传递“倒逼”各级政府部门尽可能地客观真实传递公共政策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可以通过协调委托代理层级与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控制幅度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最后,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隐蔽议程问题

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隐蔽议程问题,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对当代西方有关隐蔽议程的理论研究、社会实践的阐述和剖析,肯定了隐蔽议程问题的真实性,并指出其危害。同时认为,把这一学术范畴引入中国,对于反思和改进中国的公共决策体制也有所裨益。     

政策企业家与公共政策创新解析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在深入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顺应放权社会、创新管理的要求蓬勃兴起.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通过宣传观念、界定和重构问题、设立政策议程和政策评估影响公共政策的变迁和创新.虽然政策企业家可能存在风险性和少数人控制公共政策等弊端,但是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政策企业家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发挥政策创新的积极作用.总之,政府职能转变下研究政策企业家的政策创新有深远的意义.     

网络传媒：我国政策议程建立的路径选择

在政府决策的进程中,政策议程的建立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关键的一环,然而在社会转型期间,公共需求与政府的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当前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以及政策输出的能力又十分有限,因此总有一些社会问题能够顺利进入政策议程,而另一些则不能。通过分析我国政策议程建立的传统路径选择,探讨了当前网络传媒与政策议程的互动关系,并就网络传媒对于政策议程建立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