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技术创新的践行困境及实践路径

生态技术创新不仅是生态在技术层面的体现,也是生态在技术层面的诉求.我国的生态技术创新刚刚起步,还存在两大微观践行困境:一是企业的生态文化困境,即不少企业还是秉持狭隘的发展观念和本位主义思维;二是公民的生态行为困境,即生态产品的高价格让许多公民望而却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影响下的炫耀性消费和符号性消费此起彼伏.针对以上困境,国家应进一步健全完善生态执行制度,并强化生态考核指标;要动员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落地公众生态监督;不断提倡绿色减排,重点打造绿色生活文化.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

高等教育本质上属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上层建筑范畴。近现代高等教育以工业化为导向,以培养"产业型"人才为目标。它在履行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以实用主义尤其是经济功用为学术取向等弊病。生态文明作为超越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其到来需要高等教育形态的转型相匹配。其人才取向为"生态型",包括具有整体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敬畏生命和灵魂、把握自主性和合作之道,等等。与之相应的新型教育形态雏形,有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改革,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的"校园农耕"经验,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乡村情景分享"经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经验等,应完善这样的制度探索并推广之。     

企业推进消费文明的路径探索

应对＂消费—生态＂悖论,缓解生态危机,促进消费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企业应提高企业家和员工的生态道德素质,加强企业伦理建设,从而牢固树立生态消费理念,践行＂合度＂、＂合宜＂、＂合道＂的客观要求,实现经济合理性、生态合理性、伦理合理性的价值诉求,遵循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等基本原则,实施绿色、低碳的生态化模式,推进消费文明的发展。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伦理困境与道德自觉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社会层面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二在国家层面形成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目的是要形成一种生活中保护环境的广泛的体制性力量,以确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永续。然而,现实中“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正在并将继续遭遇人性违和、义利定位失当、价值取向混沌、他律与自律失衡等伦理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以道德自觉铸造制度之魂,以新的“生态社会人”人性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义利观,构建以人为本、人自和谐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     

生态利益有效保护的法律制度探析

生态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态环境中获取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益处,由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两种利益形态构成。生态保护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再认识,也是人类探索生态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举措。法律制度的构建最能直接保障生态利益的有效实现,通过构建绿色消费制度、生态功能区划制度、环境责任问责制度,可为重塑生态利益的有效供给与实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可能。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话语体系建构及其实践,不仅需要逐渐设想出并在现实中引入具象化的新型绿色产品产业、技术工艺和生活消费,还必须创建并践行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经济学,从而提供整个社会向这些新经济样态或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现实可能性与进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创建或走向这种"生态经济"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现实舞台和未来可能性."经济的生态化"(生态现代化)和"生态的经济化"(绿色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背景和语境下展开的、逐步创建支撑与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更高阶段或形态的经济创新尝试,或是这一绿色经济创新的两个主要进路和模式.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的党中央与职责明确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逐渐提升的国家环境治理制度架构和治理能力,同时受到制度性激励与约束的绿色市场、资本和技术手段、有序扩大的环境社会组织动员与大众性民主参与等四个主要元素所组成的特定构型组合,则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社会支持性动力机制.     

内涵与实践: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转换和更新生态伦理理念,而且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模式。可持续发展观就是生态文明在现实塑造中的生态伦理理念。指出应时代之需而生且渐成潮流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需要在理念上树立可持续发展观,而且需要在制度中彰显、在行为中践行可持续发展观,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时代意蕴、发展困局与破局策略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是数字技术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性保障。当前,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法律法规层面,呈现出生态环境数据确权与数据泄露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生态环境数据区域协同的法律规则不明确等问题;在运行机制层面,存在环境智慧治理协同机制缺失、数字生态文明评价机制缺位和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匮乏等现象;在技术伦理层面,数字身份危机、数据崇拜主义以及数字独裁风险等造成环境治理行为受阻、决策偏误和运行不畅。为此,亟须强化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其运行机制,加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约束,以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不断走向成熟。     

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制度完善研究 ——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为背景

生活垃圾已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之一。国际通行经验表明，垃圾减量是可取之道。但我国现行有关垃圾减量的制度规定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引领和保障垃圾减量被城市居民切实执行。因此，作为首批建设的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省有必要进行有关垃圾减量制度规定的探索，以为全国提供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向度

为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通过制度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在为构建“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其制度向度呈现日趋清晰、明确的发展历程,以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主要手段;制度发挥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以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成果;新时代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一步在探索与改革中逐步完善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从制度层面提供支撑和保障,共建共享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消费与自然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就有与之相伴的消费形式。消费主义滋生蔓延与西方哲学及工业文明下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密切相关。在反思工业文明的发展中,生态伦理学迅速兴起、生态经济学大力发展、生态政治日益凸显——"生态"已然成为人类文明关注的核心问题,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变革自身文明的视域。在生态文明视野中,一种健康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要求人类的消费既要体现人类的物质发展水平,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既满足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高水平的质量要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可以预见的潜在危害。这种生态消费不仅成为一个国家为迎接人类美好未来的综合理想模式,也成为个体理性追求品质生活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意识已成为环境意识的重要内容。     

《屠场》的异化消费

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致力于以文学介入社会生活,其代表作《屠场》的生态意识获得学界共识。小说从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的多层面反映作者对人类与环境之矛盾冲突的生态思考。其中,从消费主体和消费环境两方面所反映的异化消费问题阐释了人类物质生活层面的困境。辛克莱以移民群体作为再现的对象,从消费的符号层面与文化内涵探讨美国现代社会中资本的逻辑,以及资本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     

生态文明传播:公益广告的着力点和主攻点

全民生态文明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治的决定性因素,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工作。当下和未来的公益广告应将生态文明传播作为一项主要任务,致力于解决民众生态文明意识的现实问题、突出问题,在坚持价值导向的前提下以提升知晓度、践行度为主要目标,以知识传播和促进环保行动为着力点,将引导绿色生活作为一个主攻点,倡导在日常消费中践行生态文明价值观;应像商业宣传那样用心、用力做好公益广告,认真进行生态文明传播的策划和效果评估,努力达成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的实效目标。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如何可能?

当前关于生态问题的争论往往陷入无批判的技术主义和浪漫式的伦理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困境。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方法论层面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境遇加以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而且在实践层面提出了一种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态运动之间的有机统一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现实可能性。     

生态文明视域下公民的生态责任建设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战略构想以来,中央积极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拥护和响应。对于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生态建设方针,实现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就是要提升社会公民的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并上升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通过对当下中国公民生态文明建设践行情况的分析,得出我国公民存在着责任认知不足、履责能力不强以及生态行为失序等诸多责任缺失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为此,提出在理念层面、行为层面、立法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等四个维度加强公民生态责任建设,这对于构建生态型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技术与能源：生态文明及其实践构序

生态文明是对以往诸文明形态的批判与扬弃。生态文明及其实践构序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包括其历史积淀的必然和生态时代的特征,特别是技术体系的保障和能源动力的支持。生态文明需要思维方式和观念层面的有机化转变,更需要在实践构序中人类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换。     

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机制--以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为例

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对巢湖综合治理与保护性开发利用的升华。基于对巢湖生态现状客观评估以及巢湖保护治理存在问题分析,研究示范区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向,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重塑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为大湖治理提供借鉴案例。     

生态文明与绿色消费

生态文明是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更高级的文明.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普及生态学知识,树立生态价值观,实现"良心的革命",摒弃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必须促成科技的生态学转向;必须使制度建设摆脱"资本的逻辑"的束缚,激励生态经济的成长和发展,鼓励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遵循生态规律的消费,是耗费最少资源而获得最大满足的消费.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价值、困境与对策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对于政府与企业、社区、生态型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公众形成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要认真正视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采取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举措,遵循生态善治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所组成的生态治理联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生态治理协商民主制度、生态治理集体行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促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探析——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毫无疑问,群众路线与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一方面,我们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法制观念内化为群众的公共认知,借助社会公众的相互交往与深入沟通,形成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话语”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权力”,监督法制之运行.另一方面,若要实现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必须一如既往的坚持群众路线,践行环境民主原则,构建生态环境权利,落实政府安全保障责任,这也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