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及其司法化的实现对于中国刑事法治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但在刑事司法上并未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实现司法化,需要在刑事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技术等方面实现司法化.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刑事和解视角下检察官的司法能动性分析

刑事和解体现正义、秩序、效率等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创造性的司法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刑事司法政策目标.在法律空白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刑事和解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对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对现实社会的洞察力、对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反思——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

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实现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犯罪人回归社会两大目标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不可否认,将和解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这在我国当前还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法理上尚未完全厘清,在实务中也存在一定障碍。文章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运用比较法和案例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刑事和解与西方＂修复式司法＂之关系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现实功能之评判以及其未来立法走向之规划问题进行了详实而深入的探究,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与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理念的更新与进步。我国法律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机关所否定、排斥的命运。由于刑事司法的工具论与刑事司法功能的单一化，导致我国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应当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新举措，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我国刑事司法诠释体制的反思与定位

现今的司法诠释体制导致了司法权侵越立法权的格局，导致了司法的弱化与教条化以及副法体系的产生，其实质都是志在追求一种“法律的公理体系之梦”。随着司法实践理性的逐步展开，刑事司法诠释应当实现从宏观立法叙事到微观司法论证的转变以及由法律科学主义向法律实践理性的回归。     

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困境与实践进路

经验法则为司法者提供智识支撑的同时又反制着司法恣意，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着大量适用的实际境遇及现实需求。受刑事证明观念束缚、经验法则自身掣肘、内在立法迟滞、外在条件桎梏等因素影响，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领域适用现状堪忧且面临诸多困境。新时代背景下应当转变观念，增强司法人员对经验法则的刑事司法价值认同感，以当前各项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大力探索经验法则适用路径，构建和完善符合刑事诉讼规律的适用规则与保障机制，全方位探求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进路。     

我国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司法中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英美等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我国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尚显滞后。近年来,要求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此,许多省份在司法实践中都进行了相应探索和实践,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有的良好立法基础、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探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问题,不仅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要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平等的诉讼对抗模式,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刑事司法改革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干扰了刑事司法改革的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针对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现实的改革方案,即通过理顺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鉴定体制。这个决定对规范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人权保障角度看严打政策的刑事司法运用

严打是国家为追求社会秩序而做出的功利性制度选择 ,其实施有违刑事司法中的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及无罪推定原则 ,因此 ,国家立法应该慎重对待严打。     

论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下刑事和解小组的构建

我国立法仅在审判阶段确立了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而实践中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却普遍执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而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才是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应然选择;将我国的刑事和解的调解主体暂且命名是“刑事和解小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理念,而刑事和解是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一种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为刑事和解小组唯一的法理基础;应在恢复性司法的视野下,从法律性质、成员组成、经费保障以及启动与监督等方面构建刑事和解小组.     

我国刑事司法诠释体制的反思与定位

现今的司法诠释体制导致了司法权侵越立法权的格局,导致了司法的弱化与教条化以及副法体系的产生,其实质都是志在追求一种"法律的公理体系之梦".随着司法实践理性的逐步展开,刑事司法诠释应当实现从宏观立法叙事到微观司法论证的转变以及由法律科学主义向法律实践理性的回归.     

刑事司法谦抑原则的法哲学思考

刑事谦抑原则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应有内涵.刑事司法在司法启动形式、刑事诉讼模式、刑事司法效果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四个方面与谦抑原则表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从具体的个案分析看,刑事司法谦抑原则的适用必须体现不骄横恣意、不放任懈怠和不机械僵化的标准,同时需要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建立一套完善的配套机制.     

刑事政策的司法应用

根据基本法理的严格意义,刑事政策很难作为刑事司法中的直接标准由司法者加以应用.这是由司法机关的地位决定的.但是,法律的相对确定性,为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的直接应用留下空间——刑法的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将司法解释者与司法者和办案者进行了区分,即解释者不直接办案,直接办案者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然而,办案者仍然存在解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应用刑事政策.不过,不能因为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而牺牲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原则.在法律范围内直接应用刑事政策,虽有空间但余地不大.刑事政策主要靠立法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无论是在我国整个司法协助体系中,还是在国际合作领域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几年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较快,但是在刑事司法协助的合作范围、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及《引渡法》等国内立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无法适应我国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加大立法步伐,完善《引渡法》等有关国内立法,积极推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刑事司法合作,扩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领域,积极谋求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司法审查视野中的刑事搜查制度构 建简

刑事搜查作为一项强制侦查措施,因立法文本的粗疏,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权力监督制约,易侵害被搜查人员的合法权益。现行刑事搜查监督手段过于软弱,监督效果较差。未来立法有必要以改革搜查令状审批主体为中心,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无证搜查备案审查制度与搜查实时监督制度、健全相关辅助措施等方法构建司法化的刑事搜查制度,实现刑事搜查由单一惩罚犯罪功能向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双重功能并重的转变。     

刑法教科书中有关理论的思考及应对

刑法理论来源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民主与法制原则的基本要求下,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间架起畅通的桥梁,使静态的、虚拟的立法构想,在动态的,现实的刑事审判中得以体现和落实.刑法教科书是连结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纽带,在刑法的学习、运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必然要求教科书在理论上的确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在实践中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