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注”“假借”略说

“六书”前四书历来公认是造字法。后两书“转注”和“假借”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则一直聚讼纷纭。 王筠《说文释例》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本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陈庸庆给洪亮吉的《六书转注略》写序说:     

"六书"研究的一次大胆超越——评钟如雄教授《汉字转注学原理》

"六书"说是传统语文学对汉字构造进行解释的一种理论模式."六书"之称始于<周礼>,但有名无实.到东汉才有人对"六书"作出解释,比较系统地解释"六书"的是许慎,他在所著<说文解字>自叙中不仅对"六书"中的各子系统作出了准确的定称,而且还下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并举出了代表字.班固<汉书·艺文志>也提到"六书",他说:"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1](P.1720)班氏的定称不为今人所用,班氏的"六书"为造字之本的提法也颇受后人质疑.     

赵撝谦《六书本义》“象形”析论

在造字本源问题上,赵撝谦《六书本义》认为"象形"为"文字之本",即"象形"是最早的造字方法,指事、会意和谐声等皆是以象形为基础孳乳而出的造字方法;赵氏还视象形"文"为汉字孳乳衍生的最初构件",六书"以"象形"为"万世文字之祖",通过拆分与叠加的方式,孳乳衍生出了更多汉字。比较古今方家关于"六书"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赵氏"六书"理论中的"文字孳乳说"和"文字拆分与叠加说",在批判和继承前人"六书"学说的基础上,找到了汉字孳乳发展的构字部件,厘清了"六书"的演化过程,赵氏的"六书"理论对后世文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对许慎的“六书”解说的几点思考

“六书”是分析汉字造字结构的基本方法,也是分析汉字结构的造字理论。对“六书”的解说,有清以来,一般以许慎的解说为基础,采用班固叙“六书”之次序:(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六书”不是从一个共同的角度,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汉字进行的观察和分析。这样,对许慎的“六书”解说,到底如何理解?至今仍见仁见智,拙文仅就有关“六书”解说中的几个问题,作以下的思考。 (一)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辨析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是早期的汉字,按许慎的归类,都属于“文”的范畴;其标帜:“依类象形(许慎《说文解字》)”依类即指按照客观事类、物类描绘形象。列宁指     

评刘又辛教授新著《通假概说》

刘又辛教授的新著《通假概说》(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是第一部全面阐述假借问题的专著。关于假借字的基本性质,历史上有过几种影响较大的学说。首先是起源于汉代的假借造字说。《汉书·艺文志》最早指出:“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种把假借置于六书之内,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等同起来,相提并论的做法,反映了文字学发展初期,人们对假借问题的模糊认识。这种认识的不足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假借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不同,它不是一种造字的方法。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只是借用已有的字来记音而已。所以清代学者对假借造字说的理论,早就引起怀疑,戴震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文字的四种结构类型,     

浅议“六书”“三书”

汉字的"六书"理论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而非造字法。"六书说"依据小篆分析汉字结构,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许慎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分别提出"三书说"理论,对传统"六书"有所突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本文以时间为纲,对相关理论家主要观点做出阐释,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与不足。     

易国杰、姜宝琦主编《古代汉语》“六书”问题商榷

“六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相当重要的理论,从汉代以来就有许多人著书立说,从不同角度对“六书”理论进行研究,但往往仅拘泥于“造字之本”展开,莫衷一是。易国杰、姜宝琦二位先生主编《古代汉语》中有关“六书”问题也沿用旧说,认为“六书”古文字的“造字之本”,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说法,不妨将其解释为“识字之本”。     

“六书”说与对外汉字教学

为了使国外汉语学习者能够快速认识汉字字形,识记汉字的音义,在此从"六书"说中的四种造字说出发,结合汉字的几种基本类型,探索能够促进外国学生识记并掌握汉字音、形、义的教学方法。     

"六书"新解

"六书"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六书"之中象形、会意、指事、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和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将"六书"一分为二,一部分称为造字之法,另一部分称为用字之法,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把汉字仅仅看作是文字--同拼音文字一样的文字的基础上的,依据这样的汉字理论研究"六书",必然得出"转注" 与"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的结论.根据汉字的性质和"六书"本身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六书"不仅是汉字的造字之法,同时亦是汉语的造词之法."转注"和"假借"虽然没有形成新字,但却形成了新词,根据汉字字词合一的特点,"转注"和"假借"既是造词之法,又是造字之法.从这个角度看,"六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转注"和"假借"看作是"用字之法"而排除在"六书"之外是不合适的.     

“六书”的性质和作用质疑

“六书”一说被当成汉字的造字原则,已经讨论了近两千年了。目前大学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教材中,“六书”还都占不小的篇幅,有的中小学老师也喜欢把“六书”讲得很起劲。关于“转注”、“假借”的“用字”、“造字”之别,也还有人热心讨论。总之,“六书”这个说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似乎是难以动摇的了。 “六书”真的是为造字而立的汉字创制原则吗?它对现代汉字的教学和实际应用有意义吗?本文企图给一个否定的回答。     

“六书”理论研究探析

为了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和基本特点,通过对“六书”理论及其发展过程的分析与评介,明确“六书”理论,特别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汉字发展和应用中的作用、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代“六书”理论的研究。对汉字形体学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六书”理论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评刘知几论《北齐书》

《北齐书》问世不久,刘知儿就从体例、论赞、史法、李百药对魏收及其《魏书》的述评等方面予以评论,论中不乏微词。认真分析刘知儿的言论,可以发现：刘知几所论虽有中肯之处,但因主观意识较强,“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故有失公允、客观。     

《庄子》思想对《无能子》的影响

《庄子》哲学具有强烈的超越精神和锐利的批判锋芒。晚唐的《无能子》受到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影响;《庄子》的名相观、丧我论、圣人之过论作为其中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对《无能子》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王士祯“神韵说”中文学创作理论的三个层面

王士祯的“神韵说”是清初“四大诗歌理论”之一，涉及到诗歌的创作、评论诸多方面，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神韵说”中有关诗歌创作理论的脉络十分清晰，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面：“识自本心”、“伫兴而就”，强调作家的悟性和创作灵感；学力深，始能见性情，强调作家的学识；“舍筏登岸、无迹可求”，学养、悟性、灵感结合后达到最高创作境界。     

衔华而佩实——文质理论于《文心雕龙》的成熟

文质理论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开始萌芽,由孟子、荀子继承,到两汉由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推动,在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表明了其文质历史发展观,以"文附质"与"质待文"体现了其对文质关系的深刻把握,以"衔华而佩实"、"藻耀而高翔"阐释了其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跨越链接

马克思从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出发,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列宁不但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而且将理论转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两次飞跃,重现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透视"卡夫丁峡谷"理论从提出到实现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了"起步"、"助跑"、"跳跃"、"着陆"四个阶段.